在这个传统已被充分祛魅、学术已被深度非政治化的时代，胡玫执导的影片《孔子》，是一次引导大众重新审思儒家学说与中国基本政治问题之关联性的可贵努力。
胡玫导演以《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和《乔家大院》等王朝题材、儒商题材电视剧作品知名，为历史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有为君王和具有“君王品质”的豪商大贾塑造了个性鲜明、令人既钦佩又有几分畏惧的形象。胡玫的丈夫何新，一度被称为中国当代“新权威主义”的代表性知识分子，一贯主张加强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汉武帝和孔子分别著有一本年谱。
因此，如果说胡玫的这部《孔子》，毫无政治意涵，纯粹是一部娱民之作，是不可能的。
细心看全是政治
这部影片的剧本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也许由于两个半小时片长的限制，影片比剧本少了很多内容，观影者最好对照剧本来看。
细审影片及剧本，孔子的形象十分清晰：他的一切活动，中心是政治。
除了一个倒叙结构上的引子部分（剧本无），影片实际是从鲁定公九年冬，也就是孔子51岁那年开始讲起，到孔子逝世为止，作为一部传记片，这比较特别。
原因在于，从这一年开始，孔子搞了生平最大的一场政治——堕三都。
这一年，鲁国刚刚经历一场内乱，实际把持鲁国政权的三大贵族（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虽仍很跋扈，但自身也受到来自于实力派家臣的夺权威胁。
希望借此形势削弱贵族势力的鲁定公，破格提拔孔子为大司寇，一是因为孔子一贯主张“强公室，抑私门”；二是因为他的理论根据是周代的礼制——一套旨在确保从天子、诸侯以至于庶民各安其位，各守本分的政治礼仪制度；三是因为孔子有一班学生，对以礼治国十分信奉、对孔子非常忠诚而又不乏干才。
孔子得位后，便以学生为臂膀，开始削弱三桓势力。三桓的家臣控制着鲁国三个重要城市，以此为经济和军事上的根据地，孔子以周礼为标准，认为这三个城市的城墙过高过厚，提出要拆除其不合礼制的城墙——堕三都。
孔子借势堕掉了两都。但此时三桓开始担忧鲁定公趁势收权，于是以种种理由反对堕最后一都。迫于三桓压力，鲁定公疏远孔子。孔子的大筹划功败垂成，遭遇了生平最大的政治挫折。
影片在基本忠于历史的前提下，把这段政治斗争拍得极富戏剧性，不仅表现了孔子对政治理念的执着，同时也刻画了他审时度势、借力打力的谋略和胆识。
经历了这次挫折之后，孔子对鲁国政治失望，开始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四处寻求政治机会。
十四年的周游，孔子终于发现，当时各国，都不适合他作为实现政治方案的根据地。于是他在垂暮之年返回鲁国，开坛讲学，修订六经，尤其是亲手改定了一部蕴含自己政治褒贬的《春秋》，希望流传后世，把实现自己政治理念的希望留给未来。
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政治，晚年转向“教育”和“学术”也着眼于政治，这一点，剧本比影片表达得更明显。
儒家学术，很重要的一脉是“政治儒学”。传到西汉有所谓今文经学，发挥孔子“强干弱枝”的政治理论，支持汉武帝搞中央集权。传到宋明理学，希望以教化文明之力，维系强敌环伺的贫弱国家。传至清末，变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试图吸纳西方文明的冲击，开出一个新国运。
这些，都不全是孔子学说，但根源都来自孔子学说。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核心的政治哲人。他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思想，切中甚至酝酿了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
N个孔子
恢复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政治哲人的形象，可以说填补了当代“孔子想象”的一个空白。
当今虽有所谓国学热，大家对“孔子怎么说”很热衷，一部《论语》和试图把它通俗化、日用化的种种书籍充斥坊间，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地想一想，孔子所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孔子的学问是为了什么？
流行的看法，第一种，是把孔子当作“心灵导师”，读《论语》好像喝“心灵鸡汤”，做“灵魂按摩”。这一派，最喜欢《论语》里面一些让人感到释然、豁达和自我崇高化的言辞。这跟西方的“自助文化”差不多，后者也喜欢借用传统上的宗教——基督教、佛教和其他形形色色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教人开发内心力量，获得某种不远离俗世的类宗教满足。
第二种，是把孔子当作“管理学大师”，读《论语》学用人、学管理、学成功，间或附庸风雅，充充门面。这一派，反映了中国人骨子里世俗乃至市侩的一面，历史上倒也不乏先辈，比如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宰相赵普。
上面这两种做法，都没错，都正当——宗教情怀和学习为人处世的需求都是人生的正当需要。只不过，这跟孔子，跟《论语》没啥关系，换作读老、庄、列，或是佛陀、克里希那穆提乃至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其实也只是各取所需。
第三种是来自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圈子的流行看法，认为孔子是个“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虽然政治抱负没法实现，搞得像个“丧家狗”，但是人格上很了不起，值得钦佩。并非如同某些当代“孔教徒”所批评的那样，这一派对孔子有多么的不敬——他们只是不愿把孔子当“圣人”。其实，这一派人是有启蒙情结的，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清醒、学术思想的自由探讨，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他们说孔子是“知识分子”，从他们的角度看其实是崇高的敬意了。
只不过，这种孔子形象有点太现代，太启蒙，太西化，是拿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框框在套孔子。任何从事所谓“文化”事业的了不起人物，多多少少会有些理想主义精神，这是通性，不是本质。仅以这点精神来表扬孔子，说到底还是不尊敬。对孔子的“道”，其实没有任何同情的理解，尤其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些话，更是全不认同——毕竟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
从这种“去圣”的路子走下去，很自然地就是要把孔子变成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颇对这个娱乐致死、价值观无政府主义时代的胃口。于是乎，孔子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很快会在传播过程中被遗忘和淡化，留下来的是“凡人”孔子的形象。
搞得不好，还会变成“假圣人”孔子——比如上世纪20年代才子林语堂创作的独幕剧《子见南子》。那个孔子，本是个官迷，偏要装清高；原本好色，偏要假正经，结果被“新女性”南子戳破道貌岸然的伪装，搞得人格分裂。
这样的启蒙，说不定还不如“心灵鸡汤”——至少后者还引人向上，而不是以斯文扫地为笑谈。
相比之下，影片中子见南子的情节处理得倒也不温不火、见情见性：一个有心机和美貌的女强人，在色诱孔子不成之后，心悦诚服甚至有所憬悟，反倒令孔子一时产生知遇之感。可惜“我从未见过如此好德如好色者”这句台词的位置整个放错，意思弄拧。剧本里更高明一些。
娱乐式突围？
对照当代的这些孔子形象，影片中的孔子形象反倒是相当忠实而富有敬意。何新在他的书中曾说，真正的孔子，据他的考察，“是一个生于贫贱长于忧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孔子；一个弘毅任远，不屈不挠，以一贯之，矢志不移于寻求救国利民之道的孔子；是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和组织家的孔子，是一个‘诗、书、礼、乐、御、射’六艺兼通，勇毅过人，胸怀大志，锲而不舍行其所志，智慧过人学识渊博的孔子；也是一个充满柔情和狡谲，极善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的确堪称所谓‘圣之时者’的孔子。”影片的确反映了何新的判断，让发哥来饰演孔子，也符合这一判断。
为了在商业大片横行的时代吸引尽量多的观众，影片采取了非常娱乐化的宣传手段，以及一些装饰性的情节，这本身也无伤大雅。只不过，如果有些人是看了发哥说周迅“很香”的宣传之后进的影院，可能会觉得导演在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