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史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从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更晚，在社会学家眼中，那是和资本主义兴起同步发生的事件，一种起源于西方的特殊模式。这就是为何本书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仅仅五百年前，国家在绝大多数地区并不存在。更准确地说，国家从来没有产生过”，这其实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断言“中国无城市”一样，都是指基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生发的整套社会机制，在这一意义上，前现代的中国的确没有对应物。
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正如拉克曼在书中所言，当“看清国家的面貌：一个相对晚近、起源欧洲的造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驾齐驱，并最终统治了世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国家并非自然产物，抑或不可或缺、静止不变的组织，我们才能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因为既然“国家”本身是相对新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能分析它是在何等条件下诞生和存在的，而当这些状况改变时，国家的存在也就难说是必然的了。
现代国家在许多方面都迥异于此前各种形态的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它对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控制极其强大，而要掌控这些物质和行政力量，如吉登斯所言，都与工业化密不可分。说到底，这都意味着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在四个领域之中：征税、征募公民建设常备军、建立民族认同、建构民族文化。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在国境之内垄断了征税、暴力和合法性。没有这些相应的现代化过程，一个国家就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国家——就像弗朗西斯·福山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国家”其实根本算不得是国家，而只不过是顶着“国家”招牌的部落联合体罢了；索马里自然就更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了。
无论是“官僚制度”、“绝对国家”理论还是“强制”，乃至拉克曼所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可以说实际上都是为了回应同一个问题：要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暴力和合法性，现代国家是怎么做到的？前现代的那种采邑分封、世袭制度，以及人身庇护—追随机制，在制度层面就决定了它是权力极为分散的政治形式，因为它无法确保持续而集中的控制。在拉克曼看来，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做到，除了工业技术本身的发展（前现代落后的技术本身就使中央政府难以保证连续的集权），更重要的是它吸收了精英：那些精英结构紧密的国家如英法，比之精英内斗不断的西班牙等国更早实现现代转型，其国家形态也更现代。
精英斗争理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的现代命运，也更好地保持了历史分析的延续性——因为前现代社会（尤其中世纪）的权力尤为明显地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这使我们得以窥见“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精英将权力让渡给国家”，而这一让渡又是如何发生的。毫不意外，这一变化在各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说是一致的：国家权力的增长，意味着一个“中间代理”阶层的衰落，以及某种“去人格化”进程的兴起。
在前现代那种权力分散的社会结构中，“中间代理阶层”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既然天高皇帝远，那最高权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间接统治——即便在天主教中，民众也不直接面对上帝，而得通过教会。因此中层的精英，无论是欧洲的贵族、中国的士绅还是日本的武士，其向背都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然而现代国家则更倾向于直接统治（新教缺乏教士阶层大概并非偶然），它或打击（如英国之打击教士）、或诱惑（如法国贵族被诱惑进入宫廷）、或绕开世袭贵族而直接选拔官僚（中国的科举制就是其前身），这就使精英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而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一起，这又反过来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汲取能力。最能反映国家在这方面权力消长的就是其征税能力，因为国家要从地方社区获取税收都必须依靠精英，故中央政府所征收的税赋占比即能折射出地方精英对国家是抵制、反抗、共谋、认同还是完全被纳入体制，概言之，是否具有独立利益。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权力的去个人化愈发明显——金钱和市场都是极缺乏人格色彩的机制，国家权力也逐渐更依赖于制度而非个人，为国牺牲的是“无名英雄”，它面向的也是抽象而面目模糊的“人民”、“民众”，而非一个个彼此不同的贵族或百姓。“国家”本身也变得去人格化了，而不像古代时那样常与国君个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拉克曼在此对精英斗争颇多阐发，对现代国家的另几个形塑机制则着墨不多，因为他意在分析国家权力的起源和机制，而不在阐述其性质；但技术、去中间组织化、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与现代国家也如影随形，对其权力的形成和特征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对国家权力的利弊讨论也常基于此：因为这种权力虽然在一方面平等对待（至少是宣称并努力践行）所有公民，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所有资源和权力的集中化，并使国家权力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种抽象又无所不在的怪物。由于据定义，国家在领土内不存在竞争者，人们也就很难与国家作斗争，国家也从此更倾向于独立行动而无须寻求地方精英的合作。越是现代的国家，往往为实施或实现其权力目标时越少妥协，现代战争如此残酷，这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克曼虽然将国家作为分析的中心，但似仍默认了年鉴派社会学的那种看法，即现代国家乃是社会形态的某种特殊变异，是历史突变而不是常情。的确，社会科学对国家的观点常带有某种反国家的味道，而且，既然现代国家既非永恒也非普适，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可能消亡。
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国家的权力已难以用领土边界来限定，边界已变得前所未有地可渗透。全球化曾是促进国家权力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却可能催生权力国际化的帝国，而削弱主权国家的控制力（在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后，国家在领土范围内连合法性也未必能垄断了）。拉克曼甚至推断全球变暖的加剧带来的生态灾难也会使权力地方化，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对国家权力形成最大挑战的可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发行虚拟货币的游戏网站，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国家权力，虽然前者是对直接的政治挑战，而后者是侵蚀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力。非国家行为体如此活跃，上一次还是在前现代的中世纪社会。
不过，虽然预测了国家可能的未来，但实际上国家权力全面崩溃为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是集善恶于一身的两面神：它既控制一切，又是现代社会民众对抗精英掠夺的最强有力保障。如果它有朝一日消亡，那大概就像罗马的陷落一样，不但诅咒和攻陷它的人都很快开始怀念它，而且几乎立刻就试图重建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