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7日清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邵逸夫逝世,享年107岁。17年前，邵逸夫已经安排好遗产的划分。
在华人富豪离世频频出现的争产风波的今天，邵逸夫的安排充满了睿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国内外的富豪在传承方面有着大相径庭的观念和做法，国外企业家常常会提前若干年就将身后的财富分配规划做好，而国内企业家则没有这样的意识，往往在晚年已经失去相关安排的能力时才开始着手准备。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外文化差异，儒家文化虽然有‘丑话说在前头’的俗语，但却是针对家族以外的人而言，而且中国人特别忌讳提前谈论与死相关的话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第一批民营企业家才刚刚开始面临传承的问题，并没有合适的例子可以借鉴，”芮萌总结道，“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意识不足。”
基于围绕财富问题所涉及的法律阐释极为复杂，北京威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王传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可以从财富争夺出发点上，将围绕财富的争夺划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因财富分配不明所产生的争斗，第二种则是因财富分配不均。
落到现实层面，虽然这两种类型具体表现和手段存在差异，但被演绎的精彩程度其实不相上下。
随着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年事渐高，其财富传承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于有着这方面疑问的学生，芮萌的建议通常是“到香港去”，因为“那里有不少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的商业银行，而且财产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企业家的财富继承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李嘉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明
从法律意义而言，财富分配不明是最容易引燃财富争夺的战火。所谓不明，其对接的含义就是财富的持有者对财富的分配未给出明确的表示，乃至身后都未立遗嘱。
对于在继承法上拥有继承权的家族成员而言，不明一方面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给蠢蠢欲动种下因，另一方面，不明的被动也造成了家族成员之间焦灼。
“争斗很自然的就会爆发。”王传理说。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家族的争产案堪称近年来不明的典型。尽管舆论认为王永庆生前就已经通过职务的安排让部分子女定心，保证了台塑集团在其离开后的稳定，但因为遗嘱未立这一法律上固有事实的存在，使得在台塑版图被遗忘的子女最终还是挟此点而上诉至台湾法庭，上演了一场遗产争夺大战。
同样因财富分配不明而闹得满城风雨的，还有澳门赌王何鸿燊家族。自2009年何鸿燊中风入院后，围绕600亿港元家产的纷争开始明朗化。
长期以来，除了在某些场合模糊提及财产分配外，赌王仍旧未对旗下财产的归属做出明示。也正是在这种不明之下，赌王家族曾一度上演股权急剧变动、父女互相指责的罗生门事件。
2011年11月何鸿燊通过律师高国骏对外称，此前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31.655%的股权转交给家族经营企业一事乃是家人违背其意愿所为，何鸿燊直呼这是一种“抢劫”，并警告如果此事在未来48小时内得不到解决，将起诉其家人。
虽然最后，此事以何鸿燊女儿何超凤透过公关公司公开她给何鸿燊的信件否认诈骗而宣告结束，但却给年事已高的赌王敲响警钟。
自2011年起，何鸿燊明显加快了对旗下财产的分割，力求每人都有份，但离明晰还有差距。对于此，港澳的媒体纷纷都有撰文指出，出院后的何鸿燊身体和状况明显大不如前，而相较之下，子女的强势则日渐显现，利益格局最终如何，还要再经历一番争斗。
不均
对家族成员而言，平均二字似乎是理所当然。
全世界很多的家族企业在财富分配上都力求契合这一取向。在财富的分配上，按照法律，将受益人大体定为配偶、子女、兄弟或其他亲属，然后根据家族和财富的大小，或选择一次性均等分配到位，或安排家族内部的能力较强者为遗产执行人代为执行均等分配。
在分配者看来，这似乎是理想的状态，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一方面，家族成员均得照拂；另一方面，家族的财富则牢牢掌控在家族内部人士手中，家族财富不会流失。
可惜，现实证明，在复杂的人性面前，理想只是节节退败。面对巨额的财富，“平均”的释义顿时陷入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无解局。
在论及这类的案例之时，香港豪门霍家的案子已成绕不开的经典。回看霍英东财富的分配，其实霍英东对每一个子女都有所顾及。早于1978年，他就立下遗嘱，将遗产分配给三房妻儿，每人可从遗产支取固定款项，并指定其胞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长房儿子霍震寰及霍震宇为遗产执行人。
霍英东此举意图明显，就是为了避免日后的混乱，可是在霍英东逝世五年后，争产大战还是轰轰烈烈上演，并以两次逆转成为焦点。
2011年12月，霍震宇控告到香港高等法院，指责其兄霍震寰涉嫌私吞资产，执行遗产分配时不透明不均。霍震寰随后积极应战，在耗时7个月后，两者达成庭外的和解。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2013年10月28日，霍英东7周年祭日之际，霍家争产案却又再次开打。法庭上，霍震寰和霍震宇分别透过代表律师互相指责，霍震宇指责霍震寰独吞64亿港元遗产，而霍震寰则称霍震宇率先分得2.79亿港元遗产后，就拒绝履行2012年的和解协议，同时还独自篡改父亲行善的遗愿。
虽然截至今日，霍家争产案以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2012年的判决宣告结束，但闹得满城风雨让人无奈摇头。
亚洲三星家族的遗产争夺也是因子女认为财富分割存在不均而选择了对簿公堂。
在创始人李秉哲离世二十多年后，2011年9月，长子李孟熙针对三星电子总裁李健熙提起巨额遗产诉讼，要求索赔价值7000亿韩元的股份。之后李健熙二姐李淑熙也对他提起了诉讼，要求获得约1960亿韩元股份。李孟熙和李淑熙都称李健熙私自拿走了父亲留下的部分未具名的财产，而没有告诉他们。
人祸
无论是因分配不均还是因分配不明产生的争斗，两种因带来的都是同一个果，那就是人祸。
最可怕的是，这人祸影响深远。
Forbes在富豪排行榜创立之初，就曾提醒人们不要忽略富豪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随着自身财富的暴涨以及话语权的增大，坐拥巨额财富的家族其社会意义已超过其单个家族本身。
人祸带来的影响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家族的明伤，一面是社会隐痛。
对于家族而言，在“名”层面，家族成员互相攻击，“家丑”经过众口无限放大，家族每个人的隐私夹杂着阴暗字眼的段子被曝光在大街小巷，家族名声沦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比如“小甜甜”龚如心争产案中，龚如心本人的私生活几乎像电影一样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利”的层面，起初强势的资产基础几近四分五裂，子女们成为商场两不相让的对手，商业帝国面临危机。
新鸿基的遭遇可算是对此的印证，近十年来，郭氏三兄弟不断上演同室操戈的闹剧。先是两个弟弟联手罢免了长兄郭炳湘的总裁职务。其后长兄郭炳湘反击，向廉政公署举报两个兄弟。不休的兄弟相斗，使新鸿基股价受损，市值缩水数百亿港元。
而将上述影响投射到社会，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之间每一次的恶毒相向都极易拨弄引发社会舆论的神经，从而成为了社会道德和伦理式微的标准样本。与此同时，基于其财富本身巨大的体量，此类纷争所造成企业业绩的任何一次摇摆，都不亚于一次行业大地震。
综上所述，如何避免争夺财富大战的出现，其实早已成为一个具备社会参考维度的议题。
芮萌指出，企业家的“传承”工作主要涵盖了三个层面，第一是其创办企业的实业传承，第二是财富分配，第三则是商业思想、个人精神的延续。
针对这三方面，他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经营层面，企业家可将实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保证其后代能获得股权分红，企业也能在职业经理人的打理下基业长青；财富分配方面可以引入信托、基金会等手段加以辅助；个人思想则通过慈善基金会等方式长久地传承下去。
据《2013胡润财富报告》的调查，中国整体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105万人，平均年龄为38岁；亿万富豪人数达6.45万人，平均年龄为40岁，年龄在45岁以上的约占一半。
这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内，国内将有一定数量的富豪将面临财富的传承问题。
一个可见的事实是，随着富人队伍的扩大以及数十年后新老交替高峰期的到来，“中国大陆围绕财富展开争夺的事件会越来越多。”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世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