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西格（Pete Seeger)1月28日去世，前迪伦时代的民谣大师至此全部凋零。西格奇迹般地活了94岁，成为此前美国民谣界唯一的化石级人物。
如果不是伟大的鲍勃·迪伦的出现，西格无疑会是美国民谣界的头号人物，能与他匹敌的，只有他的同辈、迪伦的偶像伍迪·格思里。
西格的创作和演唱生涯长达70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他才得到诸多主流音乐奖项的肯定，但显然，他的成就根本无需这些奖项来加以肯定，西格和他的抗议歌曲，早就成为美国文化的某个重要符号。
作为美国社会在某段时期内最重要的异见人士之一，皮特·西格在很长时间内是美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在麦卡锡主义猖狂的那段日子，他甚至被威胁将被投入监狱，联邦调查局长时间内对其进行监视。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他和格思里一起演唱表演，并组建自己的第一个组合“年鉴歌手”。那时起，西格就以鲜明的左翼政治观点出名，这也使得“年鉴歌手”最后被联邦调查局强迫解散。二战中西格曾服役，战后他组建了自己的第二个组合——著名的“织工”乐队，在音乐创作上更进一层。1949年1月，他和“织工”成员，也是“年鉴歌手”的老搭档李·海斯完成了自己的经典作品《锤子之歌（如果我能有把锤子）》。1950年8月，西格和“织工”乐队翻唱了另一位黑人民谣大师“铅肚”的经典歌曲《晚安依琳尼》，登上了全美排行榜冠军歌曲的宝座。
也正是在织工乐队的歌曲创作过程中，西格逐步明确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建立工会联盟、支持被压迫者、反战、保护环境。上世纪50年代初期，织工乐队是各类左派集会上的常客，加上他美国共产党员的身份，西格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关注对象。不难发现，织工乐队和麦卡锡在美国的沉浮路线几乎是一致的，两者产生密切的交集也就不难想象。1953年，织工乐队被迫宣告解散，次年，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失败，也让麦卡锡的政治生涯宣告破产。但即便如此，西格本人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宽恕，麦卡锡下台后的1955年，西格被迫到国会接受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后者正是反共活动的旗舰，西格拒绝回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于1957年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被控告。
几乎是整个50年代，西格无法在正规音乐厅进行表演，这使得他只能在一些小酒店、爵士乐俱乐部等场地进行表演，自50年代早期开始，他选择了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一些俱乐部作为自己的主要表演地，这其中包括后来的民谣歌手集聚地，如先锋村、村门等。当年格林尼治村周围的波西米亚气氛、大学生群体的加入、垮掉派人物和爵士乐人群的会集，都使得这里成为了新一代文化兴起的源头，西格无疑在这里成功地引领了美国民谣复兴的最初一波浪潮。戴夫·范·容克、西斯科·休斯顿、琼·贝兹，当然还包括从明尼苏达矿区小镇远道前来的年轻的鲍勃·迪伦，这些西格的追随者，在格林尼治的民谣和爵士乐俱乐部里，燃起民谣复兴的火焰，最终形成席卷美国60年代的抗议歌曲浪潮。
在小酒馆演唱的同时，西格也走上街头和露天场地，寻找更多的能为民众演唱的机会。
60年代早期，西格曾被判有罪并判刑一年，上诉后以无罪结案。时代变了，西格开始了自己新的辉煌十年。1963年，民权运动的高涨，令他被视作标杆性的人物，关于他的禁令迫于民众的压力被解除，西格得以进入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个人音乐会，这是整个民谣复兴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演唱会的录音被哥伦比亚公司以《我们必胜》发行，在这场演唱会上，西格演唱了格思里的名曲《这土地属于你们》，翻唱了迪伦的歌曲《大雨将至》，以及向古巴革命诗人何塞·马蒂致敬的《关塔拉美拉》。而在上一年，民谣界的两个偶像团体——金斯顿三重唱和彼得、保尔和玛丽分别翻唱了他的《花儿哪去了》和《锤子之歌》，都在排行榜上取得优异成绩，到了1965年，西格创作于60年代早期的《转！转！转！（凡事皆有缘由）》被新一代的民谣摇滚乐团“飞鸟”翻唱后成为热门金曲，这让西格在新一代的摇滚乐歌迷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被视作民权、自由和正义的象征。
在那些脍炙人口的民权歌曲之外，西格还有两类歌曲值得一提，尤其在60年代之后，这两类歌曲频繁出现在他的唱片之中。一类是环保歌曲，自40年代起，他居住在纽约哈德逊河畔，感叹于河水的被污染，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水质改善。2009年大牌巨星云集于他的90岁纪念音乐会，所得款项全部用于哈德逊河改造工程。哈德逊河的水质已焕然一新，西格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还有一类歌曲是儿童歌谣，西格有一儿三女六个孙辈，自他的孩子诞生懂事，他就自己录制儿歌和童谣，讲述大自然的美好和鸟兽虫鱼的种种情状，从中不难看出他美国式的童趣盎然。
奥巴马得知西格去世后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皮特·西格）经常提醒我们，我们来自何方，我们需要往哪里去。”这句话，可以概括西格作为人类良知的一生。（作者为乐评人。“所谓流行”刊载他的流行音乐观察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