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在过去几十年里，总和生育率几乎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口研究的确有它的复杂性，但是一个如此基本的人口数据，这么多年掰扯不清，也算是个国际笑话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学者日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争议
争议始于1992年。这一年，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38万人抽样调查显示，1990年总和生育率为2.04，1991年为1.66，第一次降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结果一出，人口学术界哗然。不光组织方国家计生委不承认这个数字，一些人口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肯定没有这么低，一定存在大量的出生漏报。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是衡量生育水平常用的指标之一。它指的是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从1992年开始，总和生育率的争议出现两条悬殊的主线。
一条是历年各种不同规模的人口调查和普查，走向是一路波动下行。比如1995年被人口学者作为“小普查”的百分之一人口抽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为1.4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22；2005年小普查为1.3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1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计生委认定的总和生育率，走向为一条水平线，最近几年才开始向下。2007年1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主管部门将总和生育率下调为1.64。
也就是说，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束了总和生育率是1.8左右还是1.8以下的争论，但又形成了新的争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1.5以上还是1.5以下。
除此之外，各路人口学者就总和生育率，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2左右，基本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水平相当。代表学者包括人口学者梁中堂、《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等。
梁中堂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尽管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存在种种问题，并不是绝对真实，但就目前来说，除了它之外没有更权威的数据，因此，判断中国的人口状况还是要以这些数据为依据。
“我认为不能完全撇开1.18来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使考虑到漏报的因素，也不会有很大的偏差。”梁中堂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代表学者包括复旦大学人口学者王丰、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口学者蔡泳等。
蔡泳说，考虑到普查的结构性问题，他最后认定的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王广州在去除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等因素后得出结果，如果人口总数误差不大，2010年总和生育率应在1.4左右。
国家统计局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漏报率为0.12%。王丰表示，事实上漏报率并不是这么小。他最后认定的总和生育率跟蔡泳基本相同。
第三种观点则比较接近于国家卫计委的1.64。持这一观点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翟振武等。
在单独二孩政策引发的新一轮报道潮中，三个版本的总和生育率屡屡被媒体提及，让普通民众更加摸不着头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个版本各不相同，但都大大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并接近或者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至少一个事实可以得到证明：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已经非常低了。
差距
按照中国目前的年出生人口总量，总和生育率每相差0.1，对应的每年出生人口就会相差100万左右。以上述观点中最高的1.64和最低的1.18相比，对应的每年出生人口相差在400多万。而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不同观点的差距高达0.5以上。同一个总和生育率，差距为何如此之大？争议为何持续这么多年？
王广州分析，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在于人口数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行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不够完善。比如从统计口径来说，2000年的五普存在较大规模的漏报，因为当年统计是仅对常住人口进行登记。六普则采取了现有人口加户籍外出的统计标准，因此出现了大量重报。
尽管最后公布的数据对重报部分进行了剔除，但现有信息难以判断剔除进行的效果如何，这也会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
相比较而言，导致争议的第二个原因更加关键。多位人口学者告诉记者，作为研究者，他们不能得到六普的原始样本数据。数据缺失是他们在进行中国人口研究的最大挑战和困惑。
“三普、四普（编者注：指1980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我们还能拿到百分之一的原始数据；2000年五普时能拿到千分之零点九五；到2010年六普，不给了。问原因，不告诉，只是说你可以来查。”一位人口学者说。
一些人口学者曾经每天早出晚归，在统计局相关科室的电脑上查阅六普数据。
“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病情都不清楚，怎么能确诊？就人口学研究来说，再高明的计算和预测，都不如第一手的数据，哪怕它有偏差。”王广州说。
除了数据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导致了总和生育率争议的二十年阴云不散。
“总和生育率的研究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它被太多复杂的因素左右，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被捆绑其上，所以会出现现在的局面。”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学者说。
“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个动态的数据，怎么可能十年八年不变，一直稳定在1.8，这可能吗？这科学吗？这是很怪的一个事情。”王丰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王广州在其新作《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第12页)中表示，国家计生委一方面认为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另一方面担心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水平大幅度反弹，对真实生育水平缺少有公信力和客观依据的判断，始终受到各界对其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质疑。
总和生育率上的争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争议。它直接导致对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的判断，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走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宝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非常基础和核心的数据，是生育政策调整的根据。当前在生育政策调整方向上的不同意见，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总和生育率水平的认识不同。
危局
“对总和生育率二十年的争议最大的危害就是让国家错失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现在已经延误了十年左右。危害以后会越来越明显。”上述匿名人口学者说。
正在各省陆续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可以说是总和生育率争议在政策层面的反映。一方面，各方普遍认识到总和生育率已经比较低了，多年不变的生育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决策部门又担心调整之后引起过多的人口增长，为保险起见，采取了一个更加安全的措施，放开单独夫妻的二孩生育。
根据王广州、梁中堂、易富贤等的研究，放开单独二孩每年仅能增加一两百万出生人口，对于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较小。
按照国际人口学研究的经验，当总和生育率低至1.3以下时，就很难再反弹回去。这被称作低生育率陷阱。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属实，那么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即使考虑到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等因素，中国也已经处于低生育率陷阱的边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农村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4。由于女性生育率跟教育水平负相关，王广州认为，总和生育率肯定要显著低于1.64。他用北京大学CFPS2010（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中国社科院等机构所做的统计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复核，确定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
“1.4到1.5的生育率水平比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要低25%。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话，这个生育水平在一代人，也就是说在三十多年就会使总人口减少四分之一。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王丰说。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06年修订版》预测，2005年到2010年间世界各国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55。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3年世界各国生育率列表，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7。
长期低生育率使得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突出的就是青少年人口比例减小和老年人口快速增加。与此同时，一向被认为总量丰富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出现第一次负增长。
王广州运用人口仿真系统所做的计算显示，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40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减缓后进入零增长和快速负增长。
盲目乐观和悲观都不可取
“你们中国人现在还是只能生一个孩子吗？”去年3月，美国普渡大学一个学术活动上，一位美国女教授好奇地问我。
听完我简单的介绍后，她脸上带着同情和无奈的表情说：“中国人口那么多，如果不限制……”潜台词很清楚，如果没有限制，中国这么多人，生起来怎么得了！
她的表情让我想起在东北农村采访时遇到的一位大嫂。她唯一的儿子刚考上大学。说起亲戚刚生的二胎，这位小学文化的女性一脸坚决，“中国人口这么多，还生什么！”
美国女教授和东北农村大嫂虽相隔甚远，对中国人口却有着相近的观点。这并非巧合。最近几年做人口报道，越来越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量，在影响着、阻碍着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总和生育率20多年的纠缠不清，只是这股力量的表现之一。
细品这股力量，有利益的搅动。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利害攸关方，因为生育政策调整牵涉到每一个人的生育大计。但某些部门和个人，是相对更直接的利害攸关方。屁股决定脑袋，当私利超越公众利益之上时，某些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小如各种会议论坛让严肃的人口学者啼笑皆非的宣称，大如总和生育率的争议不休。
利益背后，恐惧成了心魔。恐惧失去位子，恐惧自己被否定，恐惧多年的努力有可能会白费，恐惧要抛弃既往曾经被认为是至上的理念和观点……
成见是另一种心魔，存在于更多人的心里。在它的辖制下，人懒于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真相，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真相，只是人云亦云，将谎言重复千遍成所谓的真理。
对于中国人口而言，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不可取。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基于真实的人口数据，做出严肃认真的判断和预测。如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所言，我们没办法跑到事实前面去看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蛛丝马迹研究它的走势。越来越先进的计算机人口仿真系统也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
降服心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阳光照进来。当阳光照进人口这项重要的公共政策的各个层面；当真实的数据不再总是雾里看花，而是踏踏实实在那里；当总和生育率这个基本的人口指标不再被当作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当人口学者严肃的研究和政策建议被真正重视；当公共利益成为衡量人口政策变动的重要依据，迷雾自然会被驱散，天空也会变得清朗。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
单独二孩每年新增人口不超300万
地方两会日前密集召开，单独二孩的政策也在密集落地，不乏人口大幅反弹的担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认为，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
人口发展变化后果不可逆
第一财经日报：前一段时间放开单独二孩，有人担心生育率会有大幅度提升。你怎么看？
王广州：我用计算机人口仿真系统特别做了预测，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担心政策放开马上引起失控，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思路，假定人们的生育行为完全受生育政策影响。其实社会已经变化了，除了政策之外，人们的生育行为很大程度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的影响。
2004年，有个省说它的生育率居高不下，我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建议，就是让所有女孩都受教育，一个都不辍学，都上到高中毕业。你看，生育率肯定就下来了。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你还按上一代人的生育观说她会生起来没完，这怎么可能呢？
日报：我这几年做人口报道，感觉生育政策调整有很大的阻力。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王广州：我认为这还是认识上的问题。中国的许多事情，包括人口的事，我最担心就是事后诸葛亮。事前其实已经提出很多建议，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人口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但是一旦出来后果不可逆。有些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你认为它错了，可以公开讨论，可以纠正。我们没办法跑到事实前面去看结果，但是可以从各种蛛丝马迹研究它的走势。
如果我们已经明显看到受教育程度不同女性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那凭什么说生育率还一定会回升？证据在哪里？对人口发展来说，方向是不能错的，一旦错了，后果会影响深远。
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
日报：作为人口学者，你怎么看待总和生育率这二十多年的争议？
王广州：有几个原因造成这个争论：首先人口数据公开程度很差。本来就没公布清楚，大家也就搞不清楚。这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病情都不清楚，怎么能确诊？
从统计学原理来说，个体总是很难把握整体。只有把不同的数据汇总在一起，分析研究才行。但现在数据不足就更困难了。就人口学研究来说，再高明的计算和预测，都不如第一手的数据，哪怕它有偏差。我们可以根据偏差情况和方向做调整。
数据的不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做人口学研究的最大限制。我个人感觉是个很遗憾的事情。现在恰恰是中国人口转型的重要时期，第一手的数据非常宝贵，充分、客观地分析研究这些数据，判断中国人口的真实状况，更加准确地预测中国人口的走向，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
另外我们也看到，关于总和生育率的争论背后很复杂。有些部门和个人置身其中，可能是出于利益，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迄今争论不休。
日报：不少人口学者提到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的数据，认为有比较高的出生漏报，所以1.18的总和生育率不可靠。根据你的研究，出生漏报率到底有多少？
王广州：六普由于普查口径的原因，确实有比较多的重报。不过在数字公布之前，已经做了去除。当然现在数据不清楚，我还不能判断去除做得是不是到位。六普公布的漏报率是0.12%，这是总人口的漏报率，分年龄的漏报情况怎样，不知道。没有原始数据，我用北京大学CFPS2010、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根据六普数据进行复核，最后推断，出生漏报率大致在12%到15%之间，个别地区能达到20%。这也只能是一个估计。
日报：如果出生人数是这样的漏报水平，那么现在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
王广州：我根据六普的年龄结构和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估计了从2000年到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其中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在1.29，上限在1.32，下限在1.25。考虑到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等各种因素，我认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4左右。这个判断的其他依据是，从六普数据看，农村育龄妇女中文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1.64。这个就相当于总和生育率的极值，全国的平均状况不可能超过这个。根据这些信息，我个人的判断是，总和生育率既不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以下那么低，也没有国家计生委说的那么高。
日报：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低生育率陷阱了？
王广州：人口学界是有这个说法，认为1.3是警戒线，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就很难再反弹回去。中国确实已经在这个边缘徘徊着。当然具体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充分的数据。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不管用什么方法估计，中国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