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多如牛毛。有把斯大林称之为社会主义圣徒、社会主义教父、社会主义伟大天才的著作，也有把斯大林描绘成暴君、刽子手、阴谋家等的书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俄罗斯历史研究专家闻一认为，这些著作大都将斯大林视为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并以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在中国学界，斯大林的历史定位也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郝宇青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学者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概括地说：一是功大于过，一是过大于功。前者认为，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者，尽管他也犯过诸如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大清洗’等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其功绩是主要的。后者认为，尽管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就，但是，其功绩在错误目前显得黯然失色了。”
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作者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与叶卡捷琳娜·雷巴斯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一对父女。“与之前的许多斯大林传记不同的是，雷巴斯父女书写斯大林的立场不再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而是从俄罗斯文化历史的角度，在东正教文化的影响下来评价这个人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叶书宗在接受专访时说道。
叶书宗告诉本报，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他并不认同雷巴斯父女评价斯大林的立场。但这本书提供了许多最新公布的史料，尤其是对斯大林个人性格的挖掘，令他印象深刻。“这本书将斯大林写得非常真实，呈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另一种视角
斯大林曾经对自己的儿子瓦西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在闻一看来，这句话深得《斯大林传》作者的认同，并被其引为自己评价斯大林的线索。“要知道斯大林可不是横空出世的，他是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俄罗斯历史环境的产物。俄罗斯立宪民主党人与当局作斗争时曾请求过‘地狱之河’的帮助，他们当时并未料到这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意志坚定、清心寡欲、理智且残酷的领袖的出现，是对那些毁掉了俄罗斯国家的帝国精英所犯错误和罪行的革命报复。斯大林站在与维特和斯托雷平未完成的改革的相反的那一面。他重建了国家，并依靠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将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雷巴斯父女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作者眼中，斯大林的出现以及他所主导的苏联历史进程并非历史的偶然。书中呼吁俄罗斯的大国传统，作为霸主的传统，这样的评价视角能够运用于评价一位共产党领袖吗？
叶书宗以及郝宇青都对此持否定态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郝宇青说：“我们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其很多做法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相背离的。”
“这本书强烈地表现出俄罗斯社会追求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他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彼得一世，再到叶卡捷琳娜女王。”在叶书宗看来，这本书令他不认同的地方，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也传递了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一种诉求。”
叶书宗认为，作者的这一视角也会导致他对历史事实有一些选择性的忽略。譬如，在此书的第24章，列宁就成立苏联与斯大林展开了争论。按照《斯大林传》的记述，列宁先是同意斯大林《关于共和国联盟问题的议题草案》，但后来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叶书宗通过查阅中央编译局的《斯大林年表》中写到的从1922年8月至9月的全部活动后认为，列宁一开始就反对斯大林的草案，而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让俄罗斯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书中说列宁一开始就同意斯大林的草案，实际上缺乏根据，没有出处。这其实构成了对斯大林的美化，或者说，不严谨。”叶书宗说。
“如果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那么斯大林仅仅是借着社会主义这种政治鼓动的号召来建设苏联。如果站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视角，那么俄罗斯是要追求世界解放的目标，而不应该仅仅是俄罗斯建设强国的目标。”叶书宗认为，两种视角审视下的斯大林将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并引出不同的评判。
而至于作者将斯大林称为“欧洲自由主义和俄罗斯历史环境的产物”，认为斯大林是苏联的同义词，郝宇青作出了他自己的评价：“历史的发展也具有偶然性的一面，谁又能说斯大林不是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呢？”
个性被政治淹没
究竟斯大林是一个具有怎样性格的人？他的性格又如何影响到了他的政治决策？叶书宗认为，斯大林“是个政治的人，这样的政治人物很难用个人性格去评价他”。
斯大林私底下也有柔软的瞬间。叶书宗在细读《斯大林传》的时候为书中提供的大量新资料所吸引，有的是他之前从未见到的。其中有一处便是斯大林在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之后的深刻悲伤。作者在书中引用了斯大林警卫员的回忆录，说明了他的这种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会夜里驱车去墓地，走进小亭子，呆在那里，沉默地一袋又一袋抽着烟斗……”叶书宗依然认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注定是被政治所淹没的。人们很难清晰体会他的心理状态，因此也很难清晰描绘他的性格。”
在谈及斯大林的性格特点时，叶书宗与郝宇青都提到了列宁临终前对他的评价。“在他的性格上，我认为还是列宁的评价比较中肯。”叶书宗说。
1922年，列宁在临终前写了后来被称为《遗嘱》的一系列信件，其中，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这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