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格外寒冷的北京迎来了一群美国客人——尼克松夫妇率领着一群美国政府官员访问中国。这个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只有“很多人”的总统坐在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透过狭窄的车窗帘间隙，观察着这个令世界都倍感好奇的国家首都。由于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均将下班时间延长到了8点以后，尼克松看到的只有空空的街道。这样的景象和巴基斯坦总统告诉他的几百万人在街上呼喊的画面形成了巨大反差。一周之后，《中美联合公报》签署。从此，封闭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拉开了通往世界的幕布。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局面也在逐渐打开。
1973年，向来不平静的中东再次被枪炮打破了短暂的安宁，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掌握主要石油出口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将其原油价格从3美元提高到了近11美元，使油价暴涨两倍多。随着各国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石油已经运用到了发达国家的各个层面，油价的暴涨对于不能“自食其力”的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因此这次事件被称为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持续三年的的危机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日本就是其中一个，价格高昂的石油使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而作为世界上原油供给率最低的国家，日本急需开拓中东之外的石油进口渠道，首先进入其视野的便是友善的中国邻居，这一意向很痛传递到了中南海。而70年代的中国已经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国人倍感自豪的大庆油田正生产地如火如荼。
对于经历了中日战争创伤，正值中国外交局面一筹莫展之时，这一高度保密的信息被报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请示，经商议同意出口，同时周恩来指示：“向日本出口一百万吨原油的事，一定要办好，水分不能高，要合乎标准。外交部要掌握政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原油出口，千万不能看作小事。”此事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也就是后来的中化集团。当时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风光无限，专司全国化工产品进出口，包括石油、化肥、橡胶以及相关的化工品，全国各地的化工品进出口公司都是其分支机构。
1973年5月8日，一艘“双雄丸”号油轮缓缓停靠在中国大连口岸，两个押船的日本人——中川勇三和贺井昭夫上岸后满脸微笑，对友好的邻居表示了感谢。15小时后，装船完毕，油轮离岸返回日本，中国第一次向日本出口大庆原油圆满完成。这一年，中国成为了石油净出口国。而1978年到1985年，中国累积向日本出口了大约5000万吨原油，中日之间的贸易总金额达到了两百亿美元左右。
作为1993年之前换取外汇的主要途径，国家对石油出口格外重视。
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原油销往了巴西、新加坡、美国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支援了古巴、巴基斯坦等兄弟国家。
对外贸易局面的逐步打开，催生了原本兢兢业业的外贸群体的焦躁之性。手握对外贸易专营权的他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壮大着。
而对外贸易专营要追溯到建国之初的统制对外贸易，即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和调节，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垄断”一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中央直接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少数的专业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贸易。当时的形势下，统制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保证我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统筹兼顾调动全国资源，另外也能使我国步调一致地参与国际竞争，避免内部的互相竞争
在长达20年的石油进出口贸易中，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同样被国家赋予了石油等商品的垄断性进出口权力，专营石油进出口贸易，其他公司是无法染指的。而在石油国际贸易领域，90年代之前实行的仍是计划经济，人们形象地称此种类型的贸易公司为设在海关的“收费站”。计划经济中，它也只负责这一道工序。计划经济就像一个庞大的工厂，各类型的公司都只是这个工厂中的一道工序，某一环节完成后将直接落到下一环节的公司。而当时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负责的就是进出口这道工序，至于进出口后的货物去向，自会根据计划由相关的部门接洽。如原油进口之后，国内的炼油公司将货提走；出口时，负责催货源，并将原油运出国门。
除石油外，中化专营的业务还有化肥、橡胶的进口，靠着国家的垄断性政策，中化一船一船卖化肥，只要坐着等，客户就会找上门。
同一时期，中粮专营的是粮油的进出口贸易，中国五矿专营的是矿产金属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模式与中化别无二致。同时，从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国家进出口商品则要经过华润这一关“倒手”，否则便难以成交。
就是这一进一出，巨额利润便由此而生，他们是当时国家“出口创汇”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因此，彼时的外贸行业是一块香饽饽，与国内的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经常接触国外的经营者，他们懂外语、擅攀谈；穿西装、打领带，在国人看来很是洋气。
如此“大权”和“自命清高”使外贸公司同其他国企一样滋生了官化的弊病。
此时的外贸群体是计划经济环节的“大爷”，共和国由于物资匮乏，大量设备、原材料均需从国外进口，国内生产厂家的领导会经常出入外贸部门催问所需进口设备、原料是否到货，属于传统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如果一不小心你去外贸公司迟到了或犯了其他什么小的差错，则会被狠狠地批评，甚至会让你写检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某外贸公司却的的确确发生过，而把这个生产厂的厂长批的狗血淋头，并要求他写检查的居然只是外贸公司一个最基层的业务员。可见当时的外贸公司的傲慢程度。
30年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多权力失去了，很多“兄弟”企业倒下了。幸存下来的外贸企业早已褪去了光鲜的外表，在市场经济之路上继续跋涉，回首往昔不免唏嘘。
2001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历经15年“复关”辛酸，中国“入世”代表团团长石广生在众人的注视下在入世协定书上签字之时，多哈会场内一片寂静，每一位在场人员都意识到这一时刻终将载入史册。在热烈的掌声中WTO总干事穆尔请大家举起酒杯，共同欢迎中国加入WTO的大家庭。也许只有真正经历过外贸企业垄断生活的人才明白这个夜晚对它们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样的改变。
这一年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中国将逐步放开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在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仅保留石油、化肥、烟草、粮食、棉花等8大类商品继续实行国营贸易管理。此外，还要逐步取消补贴，降低关税，中国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那个令国营外贸群体怀念，被众多人们批评的垄断群体，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逝也在思考着，在它们的面前只摆着一条路：要么革新，要么消亡。
当然，这还是后话。因为，此时的它们，还在舒服地享受着计划经济中“收费站”角色的好处。
新中国建立后，大批背负社会主义理想的苏联专家或携家带女、或抛家舍业来到中国，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为中国的基础工业、国防、教育等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其中包括了一批苏联经济学家，他们被中国政府安排四处讲学、开会，介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介绍进口怎么算、出口怎么算、计划怎么做、怎么去落实。当时参与开会学习的很多经理都难以理解政府如何能统筹、计划整个中国四万万人的需求和供给，而当时的中国处于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混合的境地。而每个老百姓一年吃多少、穿多少，工厂生产多少、采购多少均要纳入整个国家的年度计划，严格按计划由国家统筹执行，首先觉得不可思议、变通太难，其次做如此的计划要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
更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的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凭借着整个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情，至1956年，新中国已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计划经济的体制，而未采取充满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这时，一部巨大的国家机器（一家超大型的国家公司）开始运转，这个国家的每个工厂、公司、商店都是这个机器的部件（部门），外贸公司也不例外——专司对外贸易，进出口业务。在强有力的计划经济操作下，中国创造了研制出核武器、自产了小轿车、粮食增长迅速等等至今都深受其益的成就，并援助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
新生的中国基础工业比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各类产品和原料均供不应求，因此需要进口大量的基础设备和物资。第一个问题是外汇，于是便有了延续多时的“出口换汇”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封锁，依托在香港的华润等公司进行周转，最后回到大陆。
此后几十年中，每年的春天，国家的计划委员会（如今已转变为发展改革委员会）都会召开本年度的计划工作会，这个计划会一般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注：遇到情况特殊时，该会会延长，如1962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计划会历时75天。）。会上商议本年度的“盘子”，这个“盘子”无所不包，生产多少钢铁，甚至多少纸、笔、发卡都在这个“盘子”里。总的“盘子”定了之后，会向下分，内贸与外贸分开，各省分开。如一部分大豆要出口创汇，黑龙江出口多少、辽宁出口多少都须在此时定下来，报送所属的部委。各部委开会，明确自己本年度的指标和来源，然后再层层开会，直到基层，将指标落实、分解。外贸公司的经理们思考的是如何完成计划，如何超额完成计划，根据上级数据办事，至于买油田、资产自然不可能。
外贸国企则兢兢业业，为国进口、出口，想进各种办法进口急需物资，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外贸公司内均设有计划处、货源组，货源组负责到全国各地催促出口货源，且需要帮助生产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如进口原料、运输工具等的短缺等。这一职责被形象地称为“打补丁”。通过各种方法完成每年的出口任务。
计划经济中的物资均是凭票供应，粮票、油票、布票等等，有钱没有票也难买到想要的东西。而计划经济下的各个环节所产生的利润、亏损也均由国家统筹，企业只是个执行体。完全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既不能自主经营，也不能自负盈亏，因此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外贸、工业、服务业、农业等环节都只是国家这个大公司中的一个部门。如果更形象一点，外贸负责的是采购和销售；工业负责生产、制造；服务业、农业负责后勤保障等等诸如此类。
也正因如此，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公司并非真正的公司，其财权最后均集中于中央，由中央统筹规划，由于当时对外汇的急需，国内生产成本过高，众多商品均亏损出口，但不用企业负担，而由政府补贴；同样如企业盈利，则要上交，不可自由使用支配。可以说，当时的企业概念中没有盈利与否的概念，因此也并没有所谓的盈利模式。只有收入和亏损的概念，而这两个概念也会由上级部门进行统筹、协调，不用企业费多少心。
当时统管外贸行业的是对外贸易部，外贸部下属的中化、中粮、五矿、中机等等公司各司其职，均会分摊到自己专营产品的进出口任务。如本年要创汇多少（当然，外贸公司每年的创汇任务会再往下划分，压给各地方工厂。），进口燃料、粮油、矿产等多少均有细化。但僵化的年度计划会使得出口产品价格难以浮动，经常造成库存积压；另外一个造成库存积压的重要原因便是商品种类的单一性，缺乏多样性——清一色的军绿色衣服是对当时商品种类单一的直观反映。但同样是计划经济、大锅饭，这些库存积压也并不用公司来负责，自会由主管部门协调处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外贸公司也只是进出口的一道收费站、换汇站。（但其负担的功能可能不止于收费。）
随着中美建交，外交困局逐步解开，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频繁、成熟，外贸公司已然成了一个类似收费站的群体。出口时货源由国内的生产厂家提供，最多会去催收货源，众多外贸公司的业务员都没有见过他们天天买卖的货品的什么模样的。多年之后，垄断政策没了，一个做了多年化肥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公司业务员第一次在港口见到了真正的化肥，第一次清点化肥，第一次感受到做业务会变得如此艰辛；进口时货物到港，直接发送到生产公司、部门。外贸公司坐着收钱、付钱就行了，属于典型的坐商。
沉浸在权力与优越之中的外贸公司已经隐隐察觉，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开放。而事实也正如此，束缚着外贸公司手脚的各种羁绊慢慢被解除。此时的他们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垄断优势可能会慢慢失去，喜的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经营企业，他们的命运伴随着“芝麻开门”慢慢地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
当然，一半是痛苦，一半是希望。甚至，痛苦要多过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