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该更多地发挥功能。因为它是目前国际金融领域最权威的国际组织，但在现行的配额体系下，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将IMF边缘化的动机，假如其真的被边缘化，那将是国际社会的损失。”6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在“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布雷顿森林会议七十周年后”会上表示，“IMF的配额改革是第一位的，应该优先于功能的改革，因为这决定了其合法性。”
经济的全球化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大幅提高，而目前这种需求主要通过美国国债来满足，美国的经济基础对国债起到支持作用。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需要美国国债，而当美国经济占GDP比例下降时，最后又会导致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个体系具有巨大的不稳定性，未来甚至会有崩溃的可能性。
“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回避了，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潘英丽说道，“我认为美国并没有意愿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现在讨论的大部分问题局限在IMF功能的完善和拓展方面，这里回避了一个实质的问题，IMF本身的合法性。”配额改革作为IMF整体改革的基础，关乎IMF的合法性，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当前，IMF进行配额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配额的三大功能——出资义务、融资权利和投票权之间存在矛盾性。
三大功能的内在矛盾也进一步导致了在落实配额改革过程中，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双重问题，即对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最优化的治理以及全球政治力量的非对称博弈。要解决IMF配额改革面临的问题，应首先致力于实现两者的兼容。
“对美国来说，它其实并不需要IMF提供资金，更不会主动去研究如何否定自己的主导权以及特权的合法性。欧洲本质上也不需要IMF，因为欧洲央行本质上就可以充当欧元区的最后贷款人，所以欧洲也不愿意出让其投票权，所以说，目前IMF配额改革陷入了一个困境。”潘英丽说道，“配额三重功能的矛盾性不仅使IMF配额规模的扩张陷入困境，更使IMF配额分配机制的逻辑中充满不一致性。”
潘英丽指出，在解决兼容性的问题之后，为了根本解决IMF增资和配额分配所面临的难题，IMF必须将配额的三功能松绑——使投票权，出资义务、融资权利，使这些功能与各自按照一套合理、独立的原则进行分配。
首先是对投票权的分配，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重新制定分配机制，使倾向于对外平衡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投票权；二是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其开放度成正比。
其次对于出资义务的分配。各国出资义务与其官方储备的增量成正比。潘英丽提出建议，IMF和世界银行可以合作成立世界财富基金，出资国按照出资比例享受剩余的索取权。
最后是融资权利的分配机制。SDR(特别提款权)的规模应该与全球贸易平衡程度挂钩；IMF贷款规模上限应与全球总储备及全球贸易不平衡程度的差额挂钩。SDR的分配应考虑成员国收入的波动性以及从国际市场融资的能力，以满足各国经常项下的资金需求；贷款权限的分配应该考虑成员国对外净化负债的规模以及从国际市场融资的能力，以满足各国潜在的短期资金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