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汉斯”

1991年，离开两年后，戴汉志（Hans Van Dijk）回到中国。当他出现在上海衡山路的“车库展”上，艺术评论家陈孝信高声宣布：“好消息，戴汉志回来了！”

二十多年时光交错，当年的激动呼喊，拿来形容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戴汉志：5000个名字”回顾展，却是再合适不过。从2014年5月24日到8月10日，UCCA动用了最大的展厅去展示这位身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漩涡的荷兰人和他参与过的艺术进程。这个试图囊括万象的回顾展是对这位故人的迟到纪念——在他离开人世12年后。

在中国艺术圈，戴汉志是一个传奇人物。伦敦蛇形湖美术馆的副馆长至今仍被称为“小汉斯”，因为戴汉志才是“老汉斯”。在中国艺术体系尚未成型的上世纪80、90年代，“老汉斯”扮演了导师、策展人、经纪人和学者的多重角色。

1986年，戴汉志从欧洲来到南京。最初的目的是学习汉语，但他很快与艺术圈发生关联。从1987年到1989年期间，戴汉志游历中国各地，结识前卫艺术家。1989年，他从中国回到荷兰，开始在欧洲推广中国当代艺术。1991年，他又和艺术家施岸迪一起，回中国物色艺术家。

1993年1月19日，戴汉志筹划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在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欧洲的首次亮相。随后，戴汉志又回到北京，当西方逐渐将目光投射到中国当代艺术，他成了不二的引介者和咨询对象。

二十多年来，戴汉志一直努力在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系统间建立联系。从前数字时代起，他就开始收集数据和艺术家资料，试图编写一本中国艺术界的词典。这些资料原先是一个铝制饭盒里的白色小纸片，后来变成他电脑中的数据库。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了这个庞杂的数据库，里面囊括了几乎所有出生于1880年至1980年间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的名字和介绍，收录的名字超过5000个。戴汉志未竟的事业构成了回顾展的第三个部分，也为展览提供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名字。

“5000个名字”回顾展，始终在传奇的戴汉志和沉默潦倒的“老汉斯”两个形象间游走，试图将两股看来相距甚远的线索，拧成一根绳。因为戴汉志身处最波谲云诡的90年代当代艺术领域，因而重现这一时期的艺术大环境，成为策展人玛丽安娜·布劳沃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展览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1994年，戴汉志租下翰墨艺术中心的一间废弃厂房，成立NAAC，策展、组织了一系列展览。在1994年刘安平和赵少若的泼墨事件，1996年颜磊、洪浩伪造卡塞尔文献展信函等当代艺术的重大事件中，戴汉志都是知情者、见证人和参与者。

1994年赵半狄的《月光号》个展，是NAAC组织的第一个展览。在当时，赵半狄还被视为一位有前途的青年写实主义画家，对于他放弃绘画，而用猪肋骨、打字机等物品进行装置创作的行为，无论绘画界还是收藏界都表示极其不解。戴汉志为这一展览书写了简短的文章，解释赵半狄的创作转向：“赵半狄是一个艺术家，不是匠人，也不是商人，他不为技术，也不为金钱左右，而且严格来说，他关心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录像艺术、绘画、装置、现场摄影去重塑二十年来的当代艺术，在“5000个名字”展览中，对戴汉志和艺术家生活的描摹，远比艺术现场更生动入微。展览中，戴汉志与艺术家、友人的信函成为贯穿始终的注脚。从1980年代起，一些中国艺术家就不断用信件与戴汉志进行创作上的交流。这些信任一方面建立在戴汉志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理念上，一方面则建立在生活状态的相似。长期以来，戴汉志只拥有几个月的旅游签证，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出境。他在北京过着辗转租房的生活，这种漂泊状态直到2000年才结束。而那个时候，很多与他早年合作过的艺术家，已经身价倍增，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描述了这一变化，并感叹道：“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点都没变，依然热情好客、友善开放，就像十年前一样。”然而，就在“5000个名字”开展后不久，艾未未就因不满展览和新闻稿件中未提及自己与戴汉志的合作而宣布撤展。这一近乎闹剧的事件在一段时间内的热度甚至盖过了展览本身，也让那封出现在展览尾声的信件，显得尤为讽刺。那封2001年写就的信，似乎在戴汉志和中国艺术的理想主义年代，一同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