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刚从经济学系考到哲学系读伦理学研究生，任课老师建议我写一篇文章，批驳腐败是经济增长润滑剂的观点。当时，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十分流行。我刚跨界进入新学科，整个思维还是之前四年养成的惯性，内心其实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腐败给僵化的体制打开了缺口，让企业家有机会做大市场，只要增长的财富多于贿赂成本，便是一个帕累托改进，那么腐败就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被称为“赎买改革”。
所以那时我也就违抗师命，并未提笔撰文。
记得很清楚，就在三年之后，一位名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出来否定腐败是润滑剂的论断，提出了“后发劣势”这一概念。
我对杨小凯并不陌生，他关于分工与专业化以及超边际分析的理论那时在国内学术圈已经大名鼎鼎。而他的“后发劣势”论认为，后发国家由于可以低成本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而获得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忽略对先进制度的学习，而且会滋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得增长遇到瓶颈。所谓国家机会主义，一方面是指设租、贪腐，更高级的，则是指精英集团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因此，杨小凯认为，必须改革制度，国家经济才能有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后发劣势”是针对“后发优势”提出来的，后者的积极倡导者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撰文反驳杨小凯的观点，认为只要后发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就仍然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他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不可能外在一刀切地进行转制。历史上也仅有英国在完成宪政转型后才发展经济，其他如今看来已获成功的国家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制度。他认为人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均势的政治集团，都是比文本上的宪政更为重要的东西。而这些条件的具备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看来并不会削减经济增长的动力。
如今斯人已去，杨小凯在2004年7月7日因为肺癌去世，他的传奇经历、学术贡献和高尚人格，至今为人所缅怀。十年来，悼念杨小凯的文章络绎不绝，他的观点，尤其是最后几年关于改革的观点引发了广泛共鸣。
7月5日，在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的努力下，张曙光、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海内外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齐聚上海，举办杨小凯追思会。作为学术对手，林毅夫十分敬重杨小凯。不过至今，林毅夫仍未改变他当初的观点。卸下世行副行长一职后，他回到北大执教，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构建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体系。他的出发点就是要用中国经验去改造经济学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他的著名论断——中国经济还可高速增长20年，遭到学界和舆论的质疑。因为眼下经济低迷，普遍认为原来出口替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维系，中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模式转型，变粗放为集约，变劳力密集为科技创新，变投资拉动为消费驱动。而林毅夫坚持说原有模式还能持续，甚至说消费驱动不靠谱，还是要靠投资。此论一出，引发哗然。很遗憾的是，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读林毅夫的书，不去了解他所提观点的学术逻辑，只一味从学术道德角度轻下判断，实在有古代清流的影子。
杨小凯与林毅夫所引发的争议不会停息，改革的鼓点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与腐败频发，而显得愈加密集。
新一届领导主政以来，深化改革已被提到极高地位，停滞多年的国企改革也变身为国资改革重获启动，反腐运动频频打虎，力度不可谓不大，声势不可谓不响。然而人们还在盼望制度层面的建设。林毅夫在与杨小凯的争论中强调世道人心的重要性，而如今人们谈到反腐，大多认为制度建设才最重要。制约官员权力，一定要纳入法治轨道。
（作者系《陆家嘴》杂志编辑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