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读者》外，《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下称《安妮·弗兰克》）中的篇什大多涉及犹太人。其中不乏移民色彩：二战大屠杀期间从欧洲移民到美国，或者以色列建国后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等等。但与一般移民主题不同的是，这本小说集并不重点探讨移民与本地跨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这种文化互动关系的相对缺失，正是犹太民族迥异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性特征。本书作者、美国作家内森·英格兰德将这种特征拿捏得恰到好处，其精准的描写和有力的刻画，为这本篇幅并不算长的小说集赢得了2012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犹太民族的内向性，历来被人们视为凝聚飘散流离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的精神利器。但真的存在这种凝聚性吗？还是说，这只是扎根于我们头脑中的一个幻象？在标题小说《安妮·弗兰克》中，作者探讨了这个问题。小说写一对移民到以色列去的犹太夫妇马克和劳伦，回到美国拜访另一对犹太夫妇“我”和黛比。两位妻子是从小就很要好的闺蜜，但两位丈夫，立马发现彼此非常不喜欢对方。“我”是个犹太意识淡薄的普通美国公民，而马克则是一个恪守教规的正统犹太人，胡子长到肚脐眼，吃食和酒水必须谨守各种要命的条条框框。
于是这篇小说就有大量情节耗费在两个男人关于宗教和世俗的口角之中，忍耐力差点的读者恐怕就要摔书作罢了，但是，作者如此铺张浪费其实是要引出小说的关键。在最后几页中，两对夫妻为了不让这次拜访彻底泡汤，偷享起“我”家儿子私藏的大麻，并且为了嗨高气氛，玩起一个叫作“假如我是安妮·弗兰克”的游戏。两个女人扮演犹太人安妮·弗兰克，两个男人扮演她们的非犹太丈夫。设问：两位丈夫会在大屠杀来临之际拯救、藏匿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吗？最后的答案是“我”会，马克也会，但比起黛比的泰然自若，马克的妻子劳伦却非常勉强。为什么呢？
此时，作者先前那些看似冗长的赘笔便显现出别样的张力来。在之前的争论中，马克为了维护犹太民族的正统性，曾发表过一套堪比纳粹口中的雅利安血统纯正性的言论。他说真正的犹太人，其母系必是犹太人，“对小孩来说，除此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大屠杀教育也好，犹太文化史也罢，都无法承载“把上一代和下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用。马克继而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异族通婚攻击了一番，指出其两性关系包括婚姻和亲子关系均不足道，还奉劝“我”和妻子快快回到犹太正统道路上来，毕竟我们根正苗红，回头还来得及。
这篇小说如匕首一般刺中了保守犹太文化近乎原教旨主义的一面，即其牺牲人的所有个性、尊严和需要，只为合乎它的章法。它的内向性也可说是一种严厉的排他性，隔绝了所有与异族文明沟通、对话与融合的可能。回到《安妮·弗兰克》作品的语境中，作者让我们作了一番换位思考，试想自己若是作为犹太人，危难时刻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马克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如此一比较，如辛德勒以及向安妮·弗兰克施与援手的那些“异族人”，其人道精神就更显难能可贵了。集中其他几篇也涉及这一主题，只是焦点有所不同。如《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故事中的“反犹分子”的确可恶，但其恶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就因为他的母亲不是犹太人，于是被犹太学校除名，被犹太小伙伴孤立；《日落营》中的8位犹太老人在既无证据也无正当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联手以私刑方式把一位疑似集中营看守的人杀死，法律可以不要，人道可以不要，犹太人的罪愆报偿观念就像上帝的戒律一样凌驾所有正义之上。
内森·英格兰德对犹太保守文化的批判并非是一个孤例。从犹太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20世纪纳粹大屠杀，以及日后的以色列建国，都对它产生不小的影响，可以说，犹太文学就此呈现出一种花开两枝的气象。一枝以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艾·巴·辛格为代表，他们笔下的犹太人即使不无小恶，本质上仍是善良、纯真的老好人，这样的老好人形象，骨子里就有一种懦弱和开解懦弱的自嘲气质，作为时代、政治和体制的受害者，作者往往在揶揄中饱含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另一枝以菲利普·罗斯为代表，他从根源上发掘和批判犹太人的民族劣根性——自恋、自负、自矜、自哀——所谓“罪”，很多时候（如果不是绝对多数）都是自找的。
这样的观念在本世纪初蔚为一种思想潮流。如英国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的《芬克勒问题》（获得2010年布克奖）、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的《到大地尽头》（获得2010年德国书业和平奖）等，这些作品题材不同，角度不同，却殊途同归地从犹太文化自身作出反省和批判。英格兰德的《安妮·弗兰克》也是其中既有传承又有所独创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