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文本因亲历者鲜活的经历而在历史书写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20世纪许多重大事件，尤其是涉及战争、大屠杀等灾难性事件的记载上，是愈发明显了。加拿大女作家薇薇安·珍妮特·卡普兰的这本记录犹太人逃难史的《十个绿瓶子》，是在其母吉达·柯西纳的口述基础上，经多方核实、勘正撰成的，其严谨和准确自不待言。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大半篇幅记录犹太人避居中国生活的回忆录，还有着别样的意味和价值。
回忆录的传主，吉达·柯西纳1916年出生于奥地利，在身经目击反犹主义横行和纳粹势力抬头、国内政治动荡和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后，1939年随家人搭船从意大利出发，一个月后到达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犹太人签证和财产证明的城市——上海——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避难生涯。在上海，吉达目睹了日本当局对中国平民的压迫和屠杀，另一方面，她在公共租界的西方高级俱乐部工作，又眼见一个与残酷的现实绝缘的西方——中国上流社会，一个歌舞升平的化外之境。对这个社会的抨击是吉达同情中国平民的来源，我们从叙述中未必看到她认同共产主义革命，却认为革命是中国民众抵抗旧政权的必然。1949年，在躲过10年压迫、屠杀和轰炸幸存下来的吉达一家，终于对国共内战前景感到失望，遂辗转移民加拿大。1939年，他们因犹太出身逃离，1949年，他们因阶级出身再度流亡。这，可说是整个20世纪东西方犹太民族共同命运的缩写。
由上可知，本书有别于一般的回忆录，其夹叙夹议的特征贯穿了全书始末，尤其是，吉达作为出生于20世纪初的一代知识女性，与其犹太前辈有着不一样的观察视野和角度。比如，她在探讨何以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这个问题上，就有着较为深刻的考量。她认为除了纳粹暴行，国际社会对犹太人问题的漠视和犹太人缺乏自身政治定位的觉悟，对大屠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38年，法国埃维昂召开了专门商讨犹太人问题的国际会议，结果各国各打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接手这个烫山芋，草草就把会议打发了。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即使在此紧要关头，各国对犹太人避难尚要提出种种人身和财产之类的准入门槛。西方如是，远东的欧洲高层更是如此，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军官、外交官和政治家，只是把上海当成莺歌燕舞的梦幻世界，他们听不见也不愿听见一街之外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屠杀。冷漠和无视，是比屠杀本身更严重的问题。
而对于犹太人在大屠杀问题上所负责任的探讨和反思，更可见出吉达与其犹太前辈的政治和文化裂痕。吉达深以她的祖国自豪，认为自己首先是奥地利人，其次才是犹太人。所以，当她因犹太出身遭遇侮蔑、谩骂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就像那些早已融入城市生活的外乡人一朝被斥“乡下人”那样感到难以置信。她的第二反应是抗争，她把对她出言不逊的女同学暴打一顿，然后扯起横幅和一众犹太同胞上街集会、游行，要求实现种族间的平等、团结和自由。今天，我们把她的这个行为称作“抗争政治”，但她的大多数犹太同胞却没有这样的觉悟，原因在于他们永远只把自己当作外人，把脚下的这块国土视为暂居之地，认为一旦发生反犹暴力，我们忍一忍、避一避，风头过去就会恢复常态。这种隐忍的结果就是犹太人在关乎他们生死的问题上自我剥夺了发言权，殊不知自由和平等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去奋斗，甚至不惜为之流血牺牲。
吉达对自己同胞的鞭挞，可使我们看见其人其行的豁达、直率和真诚，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她对于她所避居的中国的感受。她从来没有表示自己曾融入、理解、欣赏过中国和中国文化，她对中国的贫穷、疾病、饥饿和政治腐败倒是感触尤深。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吉达一家被迫放弃租界相对宽裕的生活环境，搬入虹口逼仄破败的隔离区，与这里的上海市民一样，学习用竹子编织，用黄豆磨豆浆、酿酱油，点那个怎么也点不着的煤球炉，吃那个怎么嚼也没味道的炒青菜。即使在她感同身受地体会中国人的克勤克俭、努力求生时，她的骨子里仍然冒着一种典型的西方殖民者的心态。但我们要说，这种心态是奈保尔式的，讽刺中带理解的，刻薄中带同情的，直率中带善意的。她对中国人的情怀，是以一种冷峻的、不动声色的、然而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表现的：
“她们的生命是短暂可怕的，但她们是战备消耗品的一部分，就像军火和军械一样被当作战争的必需品使用然后被丢弃，她们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战争伤亡者的名单上。”这里的“她们”是那些被迫卖身求生的中国女孩，对她们的描述却可用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这种不带感情的口吻，确实要比许多哭哭啼啼的讲述更真切、更深刻地击中我们的心：流离乱世中的生命，俨如风中残烛。
这本回忆录还讲述了虹口“小维也纳”的筹建过程，当时的犹太人为了糊口饭吃和抱团取暖，愣是把这个贫民窟经营得有声有色，成为战后上海的一道商业和文化风景。但对笔者来说，更耐人寻味的是吉达犹太身份的塑成。上文说到，吉达是以国家为豪的民族主义者（取其最中立的意思），她对犹太风俗也好、宗教也罢，都不感兴趣。但逃难生涯却塑造了她的犹太身份——祖国业已将她驱逐（即使战后回去也已味道全变），上海的基督教会以物资援助诱惑犹太人皈依令她不快，而包括旧俄犹太人在内的各种犹太组织的互帮互助则让她感受颇深。可以说，战前那些原本犹太意识不浓的犹太人，在战后也成了坚定的犹太人。所谓“犹太人”，很大程度上是由迫害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