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届上海双年展上，有一个角落定期上演声音作品《新闻报纸布鲁斯》。十几位来自上海各个行业、年龄各异的志愿者，用当日报纸作为道具，用简单的音调把新闻内容唱出来。
“歌剧的基本定义是人们在舞台上唱歌，是某种高层次的表达方式，这与在地铁站里唱歌卖艺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演唱的通常都源自生活而高于日常生活。”艺术家尼古拉斯·布斯曼（Nicholas Bussman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解释了他近几年所涉及的“概念歌剧”这个词的含义。
从结构上看，这部音乐作曲项目像是一个游戏，表演者轮流领唱——根据手里报纸的内容，随机使用某个音调唱念出来；而此时其他人都需要仔细聆听，找到和谐调配合唱出领唱者的歌词。艺术家希望借此揭示我们的各种情感，以及我们每天在大量新闻包围下的自我存在问题。
歌唱表演者之间的互动能以小见大，折射出社会的动态机制、内部气氛，以及国际事务不断变化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作品也将整个展览与人声的存在感以及经官方新闻渠道过滤的外部事件联系起来。
每次长达四十五分钟的演出，由于音调的单一，听上去令人仿佛置身宗教场所——大家集体进入虔诚祈祷的节奏里。中文语言由于四声调示意，导致有些词句在演唱的状态下被误解或是失去原有意义，这倒是布斯曼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
来自柏林的概念音乐家布斯曼从小学习古典大提琴，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深深意识到这种练琴与演奏已经僵化成了一种模式——仿佛成为中产阶级附庸风雅的标准配备。于是叛逆的他决定抛开传统古典乐的演奏和作曲方法，全面调动自己的创造力，勇敢踏入了先锋音乐乃至声音艺术的领域。他和许多艺术家组成乐队演出，从电子音乐到概念表演都颇有建树。
用大数据和音符表达观点
第一财经日报：你这次不但参展，而且还策展了双年展的声音部分，请谈谈这方面的策展理念。
布斯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切信息都可以转为编码的形式。我们身处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要懂得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以及和它们之间建立不同的关系。他们需要通过对大量信息数据的组织管理形成自己的作品——这些被称作“噪音”的源数据是一切创作的来源，同时非常难以捉摸。
另外一个层面，音乐家的工作方式也是类似的，比如都需要找到音符和旋律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在20世纪就有伟大的艺术家约翰·凯奇尝试去改变音乐的概念；同时，有趣的是大数据也似乎融入了社会每个角落，而且是以并不舒服的方式。于是我们这样一些音乐人就开始利用这两者来做文章，大数据和音符都可以成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现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被追踪到，比如手机定位、信用卡使用记录，剩下很少的空间可以自由发挥——“噪音”正是其中一个领域。噪音在中文语境里有着“冗余”“太多”的意思，但我却认为噪音与音乐同样可以具备美丽的内涵。谈到“和谐”，既可以指社会层面,也可以指音乐层面的，这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于是我策展的主要概念就集中在，如何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噪音与信号的关系，这个过程如何结束、别人如何接收。比如颜峻的作品，以及当代艺术博物馆入口处作曲家阿林格（Peter Ablinger）使用钢琴自动演奏出来的《实事求是》作品。
日报：请你谈谈自己的作品《新闻报纸布鲁斯》，它的整体概念是什么？
布斯曼：我们每天都会读新闻，但从来都没有为之做出行动的机会。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新闻就成为日常生活之中和谐的“背景音乐”，制造出与普通音乐截然不同的氛围。
而我的作品则是建立在每天都可以见到的日报基础之上。一份报纸里面充满了各种概念、定义，把它们用歌剧的方式唱出来成为某种游戏规则。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一份责任，那就是把手中所见到的新闻报道念出来——其他则完全没有要求，没人来引导，先有个人大声开始领头，其他人则根据他的节奏来配合，重复他所念到的新闻。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不同的方言组成这出合唱的不同声部。
读报的七个人之中，领唱是轮流来做的，如果他读完一篇就可以翻过报纸来示意，接着有下一个人提高音量替补上来。这些志愿者的唱歌水平都很高，这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年纪和职业都不同，有65岁、有25岁的，会计、老师、退休职工、广告从业者。有时候会遇到特别害羞的领唱，这时候大家反而会以非常柔和的声音去配合他，效果美极了。
歌曲与社会群体始终息息相关
日报：像歌唱那样阅读新闻到底有什么意义？
布斯曼：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有发出声音的事物都有着特殊的地位。过去曾流行用于政治宣传的歌曲，也有宗教歌曲，甚至歌手所唱的情歌，也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感情世界，而是在很多人心中引起共鸣。歌曲与社会群体始终息息相关。
日报：为什么选择新闻报纸，而不是一本小说或是一篇散文？
布斯曼：因为新闻关联着每天的日常，形成“社会”，是一切真实世界的表现。我这里不能用虚构的文学作品。在表演的过程中，听众其实可以与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解构它，得以全然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小群体怎样运转、演唱者怎样和谐地化作一体、他们怎样使用材料。
日报：你曾经是个古典大提琴手，是什么让你决定走上当代艺术的路？
布斯曼：我发现自己拉琴时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学琴时学会的固定套路，深知如何演奏出动听的声音，但却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这个套路。所有的肌肉、运作方式都已经在身体里塑造好，就像是所有传统西方古典音乐演奏者一样。
于是我就开始探索自己的演奏方式，用新的方式去使用乐器，就好像是扩充了自己的语言词汇库。我们那里有个说法是“带着中产阶级的情感去演奏”——欧洲从法国大革命之后积累了深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历史，这个阶层的人会非常重视文化教育，“认为自己的女儿一定要学钢琴”之类。于是他们在演奏乐器的时候就有一整套陈词滥调的做作情感。
这些正是我们这次展览主题所说的“社会工厂”，社会塑造人们的形体和素养，甚至艺术表现方式。我很喜欢大提琴，但却更希望可以自主地控制自己的身体、自主地实现我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