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我儿子说，你爹能够成为学者，是这个时代的不幸，是我的大幸。”
外人很难知道马未都下一步买什么。他认为，以自己的影响力，只要一公布，这个门类的价钱就会上涨。“那样我就要付出高出很多的代价。”他说，此前在上海开幕的 “顶级VIP预约制金器特展”中的藏品，就是慢慢搜求而来。“买着买着就成了一个系列。”
金器特展设在外滩一座百年建筑，整个展厅和休息室如全封闭保险库，很是私密。金器光亮如新，被断代为西周至明代，但并未标明对高古金器的鉴定而言至关重要的递传过程或出土地点。这些精巧的金器放置在黑色幕布与多重镜面的陈列设计之下，令人产生置身于众多金器之间的错觉，匠心独具。
“让人们没来不能想象，来过无法复述。如果人家看过了就能说清楚，也就没人来看了。”这是马未都对展览的要求。他是一个会在细节上较真的人，痛恨“凑活”。开展前，他因为陈列设计的细节几次对设计团队“发难”，尽管马未都自认为展览陈列水准“超越了卡地亚展”，但“依然有很多细节让人遗憾”。
对细节的苛求往往与某方面的自信相伴而生。这个当过文学编辑、搞了多年收藏、经营了几家博物馆又频频对公共事件发声的名人，如今又要将他的观复博物馆开到上海最高建筑。明年6月，马未都在上海中心37层的观复博物馆将对外开放。同时，他还与上海的商业地产商合作，推出位于地下5层的16888个观复宝库。马未都说，其中一部分将放置自己的收藏，更多的则会对外出租。
“这个行业水不深，只是浑”
多年以前，马未都曾在拍卖场上遇见这样一件事儿，坐在他后面的一位男士几乎会与他竞争每一件拍品，那一次，他以高出马未都一口的价格拿走了4件东西。出了拍场，那人问：“马先生，您看那东西怎么样？”
“你都买了，还问我怎么样？”马未都说。 “我没看啊。”那人答。
马未都就奇怪：“你没看你还买？”那人说：“你不是看了吗？”
这就是古玩行里常常出现的“借眼”，他借用马未都的眼力，只是付出比马未都高一点的价钱。
在中国的艺术品圈，“打眼”吃亏、受骗上当的事儿，每个人都会经历，马未都也不例外。“这个行业水并不深，只是浑。”如今，他规避这些风险的方法是：去外国或是中国香港成系列地购买艺术品。“我在国外买的多，国内也买，我叫别人去举牌，买了不告诉他们。”
1982年，文学编辑马未都便用1600元买下了第一件正式的收藏。1992年，他结束了早年“胡同串子”式的收藏方式，在香港苏富比买下了第一件艺术品。在绝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艺术品的价值的时候，马未都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收藏体系。他多年集腋成裘的财富和文物，对于公众来说一直是一个谜。现有的三座观复博物馆的展品或许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争议也不绝如缕。古玩行业中的“眼力”常常会有很难言传的成分，无法用学术化的语言说清楚，“证伪”与“证真”同样艰难。
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下的艺术品市场中，好东西在资本的洪流中迅速向拍卖行集中，关于高质量作品的信息往往流通迅速。但马未都的购藏却显得十分低调。“库房里还有很多藏品。”在谈起将来用什么填充自己即将开张的博物馆时，他这样说道。
如果算上正在筹备的上海馆和深圳馆，马未都已经拥有5座私人博物馆。在民营美术馆在近几年才成为富豪收藏家专属之时，马未都却已将他的民营博物馆带上了“连锁经营”的道路。他说，自己打算在中国建立10座观复博物馆，“这样能够让展览如推磨盘那样转起来，达到效益的最大化。比如我一年策划10个展览，全国巡回一轮，我就向社会交代了100个展览”。现在，他的目标已接近完成一半。
“上世纪80年代，我的收藏体系已经基本搭建完成。”马未都说。1990年，他曾做过几次古董展，发现有人开始逐步对文物感兴趣，便萌生出将展览固定下来的想法。要实现这个想法并不容易。“1992年，我就申请成立博物馆，但人家说：博物馆是国家的事儿。”直到1996年，官方的观念有所转变，观复博物馆成了在中国注册的第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博物馆。
马未都的博物馆于1996年起步之时也比较艰难：“刚开始，一年要花百八十万吧。”眼下，这个数字早已今非昔比。业内认为，目前，一个40人左右、展场面积4000平方米的美术馆，一年包括水电、人力等在内的运营成本在2000万元。如果要举办高质量的展览，运输、保险、展品进出口的费用可以上不封顶。
但据他说，观复渐渐实现了盈亏平衡。在解释博物馆收入来源时，马未都说：“我还有品牌收入、服务收入和门票收入。服务类型不光是鉴定，我们为会员提供服务。另外，还有场地使用、博物馆商品出售等品牌费用。”对于上海馆来说，除了向会员收费之外，观复宝库出租的收入也算做博物馆收入的一部分。
观复博物馆北京馆典型而传统，满足了一座博物馆的基本设置和功能。之后在杭州、厦门、上海、深圳的博物馆，马未都希望它们各有不同。“上海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所以博物馆就选在上海中心，还设立‘东西馆’，强调东西方文明的冲撞。”马未都说。此前，他从国外买回15把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制作的黄花梨座椅；还有一个外销瓷碗，里面画着外国人打猎的情景，外面则刻画了中国人打虎的故事。这些文物都将放在上海馆之中。
在年轻的深圳，马未都更强调展示空间的设计。传统的博物馆按照门类或历史阶段划分馆藏，他希望深圳馆能有所不同。“营造出那种人在广场上散步，观众之间互为景观，俯仰皆是文物，偶尔遇到一个个小屋，跑进去也能看看感兴趣的东西。”他说。
与时代的芜杂和不求甚解共存
更多的人通过马未都的11部关于收藏的书籍、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无数视频节目以及点击量惊人的博客了解他。他的表达能力毋庸置疑，言论涉及范围也实在广泛。若以《百家讲坛》当年的收视率、马未都书籍的畅销以及他博客点击量计算，他无疑是中国艺术品圈子最具大众影响力的人。
时至今日，他也依然是一个愿意在公共平台露面的人物，对自己的表达能力有着绝对的自信。眼下，光手头的视频录像就有3家，除了定期的脱口秀《都嘟》之外，还有《收藏马未都》、《锵锵三人行》。有的节目每周要录，让马未都感到疲累。
每一个领域也的确都需要有这么一个人，让人们得以快速对一个行业、一门知识形成快照般的印象，进而成为公众话题。而至于这些印象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则真的需要不断学习才能弥合。
就马未都而言，各方的诟病一直没有停歇：他书中的诸多硬伤、观复博物馆为仿品开具鉴定证书、博物馆和展览中时而出现令人生疑的文物……他则很少作出回应。
马未都无疑深谙这个时代的传播机制和发言规则。在聊起最近正在录制的网络视频栏目《都嘟》时，他说：“这种网络上看的视频，太长了没人看，太深了没人看，我只要点到为止，让你得到些东西就可以了。”他进而说：“我就是一万金油，治标不治本。”
“我曾对我儿子说，你爹能够成为学者，是这个时代的不幸，是我的大幸。”这样的“幸”与“不幸”仅在一线之间。马未都享用着时代的芜杂和不求甚解，也时而添些冷眼讽刺作为佐料。
马未都：我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商人
第一财经日报：你和中国的一线作家莫言、苏童、余华、刘震云、海岩等都有交情，海岩的第一件黄花梨收藏还是你帮他挑选的。你写过爱情小说，可之后就去写文物了。
马未都：我和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好，50岁以上、60岁以下的都认识，当年帮他们发作品，他们这些人本身都有文学能力，我当时把着一个很好的位置，《青年文学》的编辑。当时大家都是走投无路就哄到一起去了，池塘里面就这么点儿水，蛤蟆都在里头跳，就这么回事儿。那个时代，没有人有出路，你的工作都是分配的，你不能辞职。后来，慢慢地，很多人就退出文学圈了。
只有爱情才能突出重围。我曾经还是有些文学理想的，但后来我觉得文学界不争气，于是就从那里面走出来了。后来，我写的关于艺术品的小说比他们的文学小说都畅销了。
我觉得文物比文学好的一点在于：它比较深，而文学比较浅。你原来是个吸烟者，那是文学；而搞文物的那是雪茄。等你吸了雪茄，你会发现文学特别淡。文学是可以替换的，写诗可以有好坏，但反正都能写，谁好谁坏也没有一个终极标准。但文物是一个很窄的领域，而且文物是有终极判断的。我发现，到了文物界挺有意思的，中国文物界很多人都不会表达，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我两边都沾上了好处，没有沾上坏处。文物界的人都特别死板，眼界特窄；而我眼界比较宽，包括我写的书的发行量都是他们不可想象的。
日报：你写的是艺术品鉴赏，他们写的是文学，不一样啊。
马未都：文学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是因为新的小说形式再出现，从前的小说形式已经消退了。
日报：你介入公共事务极为频繁，前不久还在博客上写关于“贪官”、“出柜”和“高仓健”的文章，作为一位收藏家，这样做是要保持影响力，还是纯粹出于表达的欲望？
马未都：博客我一年要写137篇，最近四年都是这个速度，很匀速。这些文章我都是手写，再让人帮我打进去。写这些也是因为自己喜欢。对我而言，收藏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剂，我因为在《百家讲坛》说收藏而“红”了。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对我最不重要的事儿，它怎么就红了呢？
我觉得哲学、玄学这些重要，但这些说了也没人听。别人老说我是收藏家，但我觉得它不能说是我的唯一身份，我确实还有其他很多事要做。如果说”收藏家”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著书立说了。这一点上，我还是沾了文学很多光，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在表达上比一般人好一些。
日报：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如何保持这样的精神新鲜度？
马未都：我从来不浪费时间，社会在变化，你必须要了解它。我必须在社会的这种巨变中观察，否则就会被淘汰。我现在做的就是文化传播，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布道者。
这两年，收藏一下子成为很多人参与的事儿。我有时候在网上搜“收藏”，一下子出来左边一个隆胸广告，右边又是怎么美容的，中间才是“收藏”，各种偏门左道都和收藏联系起来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喜欢文化了，不管一开始是出于怎样的目的。
日报：商人、读书人、收藏家之间，你如何界定自己？
马未都：我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商人。我觉得自己经商也能大获成功，但我没什么兴趣，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我曾经和我儿子说：我能够做一个学者，是这个时代的不幸，是我自己的大幸。因为这个时代实在太不讲究文化了，我们不能和王国维、陈寅恪相比，我实际上没读过什么书，我们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我们这个时代太没文化，所以稍微读了一点书的人就显得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