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寂寞的辞职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慕尼黑一间小破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撰写他的传世巨著《西方的没落》。窗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连天 炮火，他生活拮据，衣食不周，冬天供暖也没有保障。多亏了他身体一直不好，两次应征入伍都被退回，否则他有很大的概率像一条狗那样死在前线肮脏泥泞的战壕 里。
施本格勒出身平民，但受过较好的教育，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读书，24岁在哈雷大学拿了博士学位。30岁那年，他继承了一笔算不上丰厚的遗产，可以让他维持生计，于是第二年便辞职隐居，开始撰写《西方的没落》。一个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忽然写起这样的大书，当然会让人感 觉很不靠谱，第一卷“形式与现实”几经周折，才于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初版仅印1500册。
但是《西方的没落》总让我联想到中国两千 年前一首著名歌谣——李延年《佳人歌》中的句子：“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西方的没落》第一卷问世之后很快引起轰动。一个年轻作者，居然睥睨一世，议论纵横，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顿时迷住了各界读者。一时上至政要，下及平民，都在谈论《西方的没落》。学术界的衮衮诸公则 照例出来指摘书中有许多硬伤之类。那时施本格勒血气方刚，他再接再厉，于1922年推出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并推出了第一卷的修订版。两卷出齐，正 合一顾再顾之旨，一部经典作品从此流传世间。
平等、多元的历史观
《西方的没落》堪称煌煌巨著，中译本两卷达150万字。这当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施本格勒继承了前辈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布克哈特（J. Burckhardt）《世界历史沉思录》之类著作的浩大文风，神游万里，思接千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论述起来根本不拘泥于编年和史事。如果一定要将 它归类于历史著作，那也只能是“史论”而非“史学”。施本格勒自己对此书的定位则是：“我还是可以自认并骄傲地称其是一种德国哲学”——是哲学而非历史。 也可以说，历史只是他哲学沉思的对象，或者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
《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铿锵有力，夺人眼球，极具耸人听闻的效果。其实施本格勒并不是要扮演预言家，预告西方的没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要“预断历史”。但是“没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来说，施本格勒只是指出，世间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生老病死，西方文化也不例外，所以他只是断言“西方终将没落”。
施本格勒不用所谓“史学家的严谨”来 表达他的思想，事实上他的那些思想也只适合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达。在行文中，他几乎不作任何“论证”，只是干脆利落地给出一个又一个的“论断”。这使他的书 读起来渊博浩瀚，酣畅淋漓。例如他认为在“文化”阶段是创造的，继之以“文明”阶段则是反省和物质享受的，所以结局只能是没落。施本格勒认为，西方的这种没落过程会持续几个世纪。
施本格勒在书中表白说，是歌德给了他“方法”，而尼采给了他“质疑的能力”。不过对于这种话，通常都不能太当 真。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所谓“观相学”，这又被他称为“世界历史形态学”，大体上有点类似中国古人的“见微知著”。事实上，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左 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就有许多古人见微知著，即根据某些具体现象而对国政乃至国运作出判断的事例。
施本格勒抛弃了欧洲中心 主义的历史观，他将这样的历史观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而他“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 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这种较为平等、多元的历史观被他喻为“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
他还试图为各种文化寻找玄之又玄的“原始象征”，例如：古典文化的原始象征是“就近的、严格限定的、自足的实体”，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阿拉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世界洞穴”，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而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则是“道”。
他对阿拉伯文化似 乎情有独钟，在第二卷的14章中居然独占了3章的标题。对于中国文化他谈得很少，却注意到“在周朝初期，有对于冥界诸神和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有各种神秘宴 饮的仪式，在那里祭神与狂喜的集体舞蹈如影相随；有神灵与女祭司之间模拟性的表演和对白”。作为一个终生未娶的男人，他在书中也说了一些诸如“男人创造历 史，女人就是历史”、“女人的策略永远都是征服男人”之类的老生常谈。
所有文明皆有生死？
《西方的没落》第二卷最后一章 是“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B）机器”，这一章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虎头蛇尾草草了事的一章，其实未必。施本格勒似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半个世纪后尼尔?波兹曼 （N. Postman）所哀叹的局面必将出现——文化向（由机器所表征的）技术投降。全书以古罗马经典作家塞涅卡（L. A. Seneca）的名言作为结尾：“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Ducunt Fata volentem, nolentem trahunt），充分表达了施本格勒对西方文明这种宿命的无可奈何之感。
百年之后重读《西方的没落》，着实让人别有会心。西方看来真的 是在没落了，而且没落的时间很可能比施本格勒预断得更早——施本格勒明确说过：西方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 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考虑到这是100年前的预言，还真有点先哲风范。
唯一的问题是，在施本格勒写书时看上去早已“没 落”成为定局的中华文明，居然奇迹般重新振兴，而且隐然已有再度如日中天之势。在施本格勒看来，所有文明都有生老病死，概莫能外，但中华文明已经持续了五 千年，这一点毕竟是所有其他文明都未曾做到的，面对这一文化特例，或文明异数，施本格勒若泉下有知，会不会重新建构他的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