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转移至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上海也从一个海边县城逐渐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与此同时，此地人口急剧膨胀，仅租界地区，1862年的人口就达50万左右，华界由于人口流动太大，无法统计。
与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地价与房价的连番上涨。1882年春节前夕，上海知县莫祥芝发布公告：“沿江一带滩地……必须复丈，并分别追缴租息地价。”也就是说，在经历太平天国动乱后十几年的发展，上海的地价已经涨到政府公开“争利”的地步：黄浦江、苏州河一带的地，卖出去的要重新丈量，并根据当前价格追缴租金和地价。
民间的状况则是各路资本向房地产行业聚集，除了不少华资企业外，沙逊、怡和、仁记等一大批知名外资企业也多有涉足。《申报》1884年初报道新闸一带的土地称：“今则加至四五倍不止，虽马路远者每亩先不过百两，今亦加至五倍，而且争相购买，不惜重价。”如今的新闸路是地道的市中心，但在当时，则刚刚开发(属公共租界的北界)。而房地产建设也如火如荼，棚户区被大规模拆除，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到处涌现。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产商就是大买办徐润，当时号称“上海地王”：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已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万余两(相当于3000万元人民币)。其个人总资产在340万两以上，在上海滩可谓首屈一指。
但形势并未持续。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筹集资金用于战事，上海原本宽松资金环境开始变化，逐渐紧缩。苏伊士运河1882年又被英军骑兵占领，大清国外贸面临严重挑战，由此开始连续数年出现资本大量外流，内外夹击之下，上海经济出现“衰退”迹象。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军舰扬言进攻上海，上海民众对于经济的信心被击溃，如上海的钱庄，1884年初还有78家，到了年底只剩下10家，物价断崖式下跌“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不久，中国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败法军，消息传到上海，租界内的洋人以为清政府会乘胜追击，收回租界，于是纷纷变卖房产逃离上海，租界是上海的中心，带动上海房价开启大跌模式，上海房地产彻底崩盘。
房地产崩盘受害最大的就是徐润之类的地产商买办，徐润的房产价值大跌后缩水至223.69万两，但他从22家钱庄的贷款总额则高达250多万两，已经资不抵债。各家钱庄纷纷催逼徐润还债，于是，徐润将位于青云里(今黄浦区青岛路)、靖远街(今黄浦区政府旁)、元芳路(今虹口北外滩商丘路)、杏花楼(今黄浦区福州路山东路)等处的房产，抛售所得仅为130万两左右，亏损额达到90万两。同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上海招商局督办兼大商人盛宣怀开始主持对徐润的破产清算。盛宣怀将徐润名下的乍浦路、十六铺房产，抵入招商局。乍浦路的地块，面积共“四亩二分三六”仅仅作价2.2万两，盛宣怀后来以抵赔原价从招商局手中买下。
在这场房地产崩盘大局中，大获其利者除了盛宣怀之类的权贵买办外，还有一个犹太人哈同，此人后来成为上海首富。中法战争中国节节胜利后，上海的洋人纷纷变卖房产逃离，哈同也准备到香港去避一避，但他的新婚妻子罗迦陵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把自己的首饰卖掉，劝说丈夫倾其所有用于购买房屋土地，整个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一带大多被哈同抄底。果不其然，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妥协签约结束，大批洋人又回到了上海，上海滩也恢复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哈同名下南京东路一带的房产持续上涨，十几年后上涨数百倍，哈同也一跃成为上海首富，今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前身即为哈同花园，乃哈同1901年修建，是其住所之一。
中法战争之后，上海重新进入和平发展模式，虽然北方偶有战事，但上海一直颇为宁静。到清末的最后几年，上海房价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如上述徐润贱卖的青云里、靖远街、元芳路、杏花楼等处房产，据其1909年回忆录描述，当时市价已达600万两，较1884年的高点翻番。
民国建立之后，上海凭借资本和区位优势持续发展，并于三十年代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市区人口密集程度与现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中华民国1935年统计年鉴，截至1934年12月，上海人口达到348万，城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五万人，为世界之最。当时中国几个主要城市人口分别为：首都南京101万、武汉三镇135万、广州115万、香港75万，而北京到1946年，人口也只不过170万。
经济繁荣与人口急剧增长必然引发高房价。不过，一些历史名人在当时也难以买房。
彼时，作家鲁迅的收入已经不菲，其小说可拿到20%的版税，他也向《申报》和《语丝》投稿做专栏，每月多则六百块大洋，少则三四百，按购买力折算，约相当于如今上班族的4~6万月薪。与鲁迅同时期的上海市民，月薪不过30大洋左右。女明星周璇走红前仅挣50大洋，走红后的月工资为200大洋。即便如此，他们在上海也买不起房。1928年，鲁迅两口子租住在老式石库门景云里(今虹口区横浜路35弄)，全款买下需要5万大洋，以鲁迅每月400大洋左右的月收入，要不吃不喝十来年。而当时的虹口横浜路，已是城郊，如果是静安区房价，则更加昂贵。
买房不容易，租房也很贵。鲁迅在上海时，正赶上房源紧张，很多房子都在“二房东”手里，想从他们手里租房，要先交“顶费”。鲁迅在四川北路的那套房子，光顶费就交了500大洋。1930年4月鲁迅日记有记载：“上午广平来。下午看定住居，顶费五百，先付以二百。”普通民众租房更为艰难，《申报》1934年曾刊发《减低房租运动今日起总动员》：“住在上海的一般市民除少数地产阶级和资本家外，无一不在含辛茹苦中求生存，而平均日常生活费用，房租一项往往占百分之三十或五十……于是一般市民和商店，都不能继续担负此过高之房租，便发生了减低房租的要求。”1947年上海继续上演租房难，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后的住房市场实施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一方面强制业主出租空房，另一方面又限制房东抬高房租。但在供需严重失衡的背景下，这两项政策并没有解决“房荒”的实际难题。
疯狂的楼市在抗战爆发之际达到了顶点。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1938年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华界地区被日寇多番轰炸，上海沦为只有租界不被日本占领的“孤岛”，大批难民涌入租界，房价更是高到咋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入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大批民众出逃，持续半个世纪的上海疯狂楼市休止了数年。1945年抗战胜利，大批民众返回上海，上海房价瞬间又被推上高点，1946年因为房价问题甚至惊动了蒋介石政府。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败局已定，上海资本家纷纷抛售固定资产，换成美元和黄金准备外逃，上海房价也随即下跌，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前夕，包括杜月笙、张爱玲在内的大量名流、大亨、资本家纷纷变卖资产逃往台湾、香港和美国，喧嚣日久的上海楼市，正式进入长时间的休眠期。
随着国民党的败退，疯狂的上海楼市彻底终结。解放后，上海房市重新启动，城市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