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低于拖延行动

GDP的数值年年在增高，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的挑战也年年在增加。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暧昧”关系?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斯特恩的人已经通过研究揭示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3月18日，以“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新常态’“为主题的“问学讲堂”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做了主旨演讲，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和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冯琦参与了讨论，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主持了会议议程。此次会议还发布了斯特恩的新书《尚待何时?》。

斯特恩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其2006年出版的《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下称《斯特恩报告》)而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广为流传的一种论调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对此，《斯特恩报告》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做了分析并给予有力回应：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与拖延行动不作为相比，前者的行为净成本远低于后者的净损失。

在此次会议上，斯特恩谈到，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会增加空气的浓度，而温室气体的浓度会阻碍太阳光进入或者接触到地球地面，从而我们就有很少的太阳能源可供使用，这会造成气候变暖，也会对气温带来不利的影响。而气候恶化如果没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就会导致贫困的蔓延。

二战后，我们的地球每年都有差不多0.5个PPM的增加，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估计在接下来一百年中还会增加到750个PPM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样的话，地球的温度就可能会增加4度到5度。在之前人类几千万年的历史中都没有看到如此大幅度的气温升高。

斯特恩指出，人类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边缘，一些冰川熔化的现象已经出现，我们必须认真来加以对待，加快行动的速度。我们要去实现温度的稳定化，尽可能把温度控制在2度或者2度以内的升高。

要实现2度以内的目标，必须要很好地控制好这个排放，尽快实现零排放，改变我们目前高碳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实现这一点，可能在2015年前或者2016年就需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然而，实际行动中会有故意性的延迟，人们想要去等待新科技的出现，或者想看到到底有什么样后果会出现。可是等待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因为我们采取行动越滞后，结果就会越糟糕。所以，我们要尽快做出改变，温度的稳定化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红利。

据斯特恩计算，全球温度每升高2-3℃，将造成全球经济的GDP比重下挫5%-10%。

斯特恩认为，市场本应通过价格告诉人们，消费某种产品应该花费多少，但如果消费某种物品会给别人带来损害，而市场又没有发出正确的信号，人们意识不到消费这种物品也让他人付出了代价时，便会过度消费这种物品。这便是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气候变化是严重市场失灵造成的，与温室气体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没能反映出因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给碳定价可以矫正这一市场失灵，有利于为低碳技术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决策者能解决这些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可以成为强大的工具，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很多气候变化风险可以通过一些强有力的减缓政策来降低，减排行动的花费要比针对影响所做出应对措施的成本低得多，是一项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行动。

然而，现在很多政府都给化石燃料提供很多补助，如果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气体，但却不付出什么代价，那么温室气体的排放就不能得到遏制。斯特恩指出，我们必须考虑到成本问题，不应该在这方面给他们任何的资助。

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195个缔约方国家通过了历史上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该协议协定，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之内，以大幅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同时，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斯特恩表示，在此次气候变化大会上，他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体现了很强的责任感，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