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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书记兼副主任陈清泰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新常态下的产业创新与金融发展”论坛上表示,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
陈清泰认为,这样的影响还将继续,此时,如果不能通过创新,不断培育能发挥引领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很难想象,被巨大衰退性产业稀释后的整体增长仍能保持中等水平。
他表示,GDP是创新的滞后变量,通常一项创新在完成很长一段时间,比如五年或十年之后才能体现为GDP,就是说企业今天的表现取决于几年之前埋下的种子,因此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企业的观察,不应仅关注当期GDP这样一个结果指标,更应该关注的是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那些变量。比如制度环境的改进,研发投入,创新人才的聚集和成长等这些要素的变化。
在论坛上,陈清泰说,我国正在进入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当前,要闯过的这个坎儿可能就是必须要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出口的拉动。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也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
他表示,过去追赶型经济发展的过程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效仿,政府主导、依托国企的投资驱动增长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但是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滞后,许多产业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的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大多数企业没有实现技术的自主创新,陷入了过度投资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或者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虚拟经济。
此外,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生态的支持。陈清泰举例说,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创新的国度,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良好的金融生态支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有统计显示,2008年,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是美国2.5倍,欧洲国家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
近年来,我国创新资源迅速增长,有专家判断,我国正在进入创新的井喷阶段,创新创业更加依赖直接融资,而不是间接融资。陈清泰认为,政府应因势利导,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特别是早期的天使投资和孵化基金的发展。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了银行信贷的失灵,更加不可替代的是他们针对各类项目的市场判断力和专业化的筛选能力,以及他们对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等方面的辅导辅助和服务引领作用。
陈清泰说,科技型中小企业因其很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融资支持。美国、日本、以色列等许多国家,都有政府背景,按市场方式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都以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创新创业的资本供给,成为创新创业的催化剂。目前国内外最活跃的创新公司身后都有风险投资的身影。近年来,虽然我国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与创新型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小企业政策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支持体系相比,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与技术的生产同样重要的是技术的流通。他认为,创新型企业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最终的产品和产业,更不可能都成为大型公司。但是创新的技术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作为技术要素都有其价值,都有它的买主,所以需要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和并购市场,使各个阶段的技术连同企业和市场,都可以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