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辆警车开道，数十民警与安保人员疏导。6月5日，是毛坦厂中学高考考生“出征”的日子。
每到此时，这个被称为“世界最大高考工厂”的中学外便会挤满送考的人群，因为场景壮观，被称为“万人送考”。这几乎成为了镇上的一个盛大仪式。而这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将其作为全国高考的“一景”，争相报道。
最初有媒体把这所万人中学称为“高考工厂”时，是将其作为畸形的高考产物，有批评和质疑之意，而到了现在，这“高考工厂”有逐渐被“美化”的迹象，逐渐把这所学校作为“高考典型”加以报道;而这所学校的做法，也随着舆论的报道，被迅速介绍给其他中学，引起其他中学的效仿。
“高考工厂”所取得的高考成就，似乎令所有质疑都变得无力，以至于一些高中办学者，已经不愿意再为应试教育遮掩，而直接宣称自己的办学就是为了高考服务，学校就是“高考工厂”，把学校办成最高效的“高考工厂”，就是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这也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同。
近几年来，对于“高考工厂”的质疑，常常会遭到驳斥，认为质疑者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不顾现实的“瞎扯”，其理由包括：高考是现在贫困、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城市学校有条件实行素质教育，农村学校差距这么大，只有把更多精力用到学习上;不努力使孩子考出高分，就是对含辛茹苦的家长不负责任;如要让学校不成为“高考工厂”，请把高考制度改了再说，等等。而这些声音，已经压倒了质疑的声音，而成为高中就要办成“高考工厂”、我们就是喜欢“高考工厂”。这听上去简单粗暴，令人错愕，但却不得不说，是应试教育困局久久难以摆脱而产生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这是有现实情况和原因的。过去20年来，我国一直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公众也对高考改革寄予厚望，希望通过高考改革，打破唯分数论，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发展。但一次次高考改革，都主要聚焦在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上，而对录取制度基本没有什么改革——都是按考生的高考科目总分从高到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于是一次次改革都以良好的初衷出发，以学生的升学负担依然沉重黯然收尾，然后再开启新一轮改革。
2014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这被不少舆论解读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改革，但这次改革，主要进行的还是高考科目组合改革，从大多数省份实行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调整为3+6选3科目组合，这虽然扩大了学生的科目选择权，但基本的录取制度，还是按学生的高考科目总分排序录取。
在总体录取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各省市也在试点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录取，但所有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录取的名额，只占高考录取名额的千分之五，而且，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还纳入集中录取框架，只是在高考成绩基础上，给大学一定的评价权力，这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有限。
另外，对于高考改革，公众虽然期待，可对于目前按简单分数标准评价、录取学生，却更为信任，很多人也不愿去分析简单分数标准制造的复杂问题，而是希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比如，现在就有很多人呼吁实行全国一张卷，一条分数线的考试、录取方式，认为最简单、最公平。但其实，这在我国根本不可行，只是把一省的录取模式扩大到全国范围，目前评价录取的弊端，在全国范围内将进一步放大，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应试倾向，以及更严重的地区不公平。目前农村生、贫困生在高考竞争中处于劣势，是因为他们在全省高考竞争中竞争不过城市学生，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分数线录取，不会缩小差距，只会拉大差距。
换言之，面对应试教育积弊，办学者和社会公众正在逐渐失去改革的耐心，都有简单、粗暴对待复杂教育问题的情绪，这是不利于改革推进的。从根本上说，要消除这种社会情绪，还需做好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让办学者和社会公众看到改革的希望。如果越来越多的办学者和社会公众预判应试教育模式不可能有所突破，那么，对“高考工厂”的接受度，也就会越来越高。
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面对学校和家长中存在的“既然改变不了应试教育制度，就彻底迎合应试教育制度”的倾向，笔者认为我国应加快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让基础教育能真正摆脱应试教育的困扰。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