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女青年像》 1949年
江苏省美术馆油雕院画家苏为记得，小时候，他和姐姐们曾有一本外国童话，名叫《用不同的眼睛看》。父亲苏天赐时常对孩子们夸赞这本书。年幼的苏为并不知这本书名有些奇怪的童话精彩在何处。多年后，苏为才理解父亲的想法，“搞艺术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不光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和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自己的观点去看，去创造，这很重要。”在他看来，父亲的一生都秉承这样的艺术观念：“不拾人牙慧，不人云亦云。”
在中国油画的百年历史上，苏天赐是一位不可忽略的画家。源自西方的油画，如何在东方思维下融合衍变为中国学派，一直是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苏天赐等画家实践的课题。西学东渐的探索，绝非简单的技法模仿或东西方思维的转换，而是从无到有的创新。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的评价，苏天赐的油画作品“堪称现当代中国美术中西融合的成功探索”。
今年是画家苏天赐逝世10周年，他的个人回顾展《我站在画布前——苏天赐的艺术世界》将于8月25日在南京博物院举行，展览将展出画家100多件包括速写、肖像、风景等不同种类的画作。除了以画作反映父亲的艺术历程，苏为说，他们还收集了父亲的家书、信件等遗物一同陈列在展览中。
酷爱中西方文学的苏天赐，其实也是一位文字功底很强的作家和诗人。他曾以散文书写常常出现在他画作中的太湖，“当我第一次看到在雾气迷蒙中草长莺飞的江南时，我似乎又回到了沉醉于自然的少年时代。而这种大自然所触发的激动情绪与精神状态早已成为我的艺术行为中的主要动力。”苏为希望，通过这场展览上的画作、家书和信件，能还原父亲绘画创作的精神历程。
外表木讷，内心丰富
1922年生于广东阳江的苏天赐，曾在最早的画作中描绘阳江县城北面山上的宋代石塔。童年时代的苏天赐，以山上的石塔、古庙和古树为游乐场，形成他日后寡言却内心丰富、热爱自然的性情。
同为国立艺专的学生，妻子凌环如向第一财经回忆在校时的苏天赐，是一副沉默的形象，“在林风眠画室，他常常是满身油画颜料，不怎么说话，很安静。”凌环如的形象常常出现在苏天赐的笔下，如今，那位画布上的温婉少女也已是耄耋之年。
23岁从国立艺专毕业后，苏天赐又于隔年回到学校，作画并担任林风眠助教。“他在艺术上成熟得很早，27岁就已经成为杭州国立艺专的标杆人物。”苏天赐长女、画家苏凌对第一财经回忆，1968年，父亲被发配到浦口农场下放劳动。她与苏为去农场探视，父亲正在打扫猪圈，两人站在他身后，苏天赐却毫无反应。“父亲做什么事都特别投入、认真。那时候开会，不是斗别人，就是别人批斗他。待在猪圈，能够让他很安宁、很开心。”苏凌说。
劳动期间，苏天赐不得不暂别他热爱的画笔，可鹅卵石、盐水和泥土转而成到了新的表达工具。他用这些触手可及的材料制作了很多小猪雕塑。还用猪耳朵上的毛制作毛笔，猪毛坚硬，勾出的线条也刚劲有力，用以绘制桅杆和树枝很是合宜。在苏凌眼中，父亲是那种外表看上去内向、木讷，内心却极其热爱生活的人。
儿时的苏天赐曾经收留了一只失群的幼鸟。当小鸟终于羽翼丰满之后，又突然离他而去。苏天赐很是悲伤，他爬上老家屋顶的天棚，遥望天际，希望找到鸟儿的踪迹，却无意间被夕阳下的村庄美景所震撼。多年以后，苏天赐这样回忆：“我正是从这里走入并迷恋于大自然的，进而也就走进了一个迂回起伏，辽阔无边的艺术世界。”
“一壶烧不开的水”
融汇中西艺术，这是摆在20世纪艺术家面前的一道题目。几代中国艺术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做着自己的探索。林风眠尝试以中国画的材质来抵达融合之境，而与老师有着共同目标的苏天赐依靠的始终是油画。
苏天赐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两幅作品，是《蓝衣女青年像》(1948年)和《黑衣女青年像》(1949年)。这两幅以凌环如为原型的画作，倾注了当时的苏天赐的爱，也触发了他更为成熟的艺术探索。人们能够在造型和色彩上看到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大师的踪迹，但其所用的线条，显然是属于中国的。当时，在老师林风眠的启发下，学西画出身的苏天赐借鉴了汉代壁画线中灵动、柔韧的线条。
苏天赐在《黑衣女像》中表现出来的探索思路，贯穿了他整个艺术生涯。去世前，苏天赐曾对自己的艺术做了零星总结：“商周铜器、汉墓壁画、画像石、白描、敦煌⋯⋯波提切利、拉斐尔、安格尔、马奈、凡高、莫迪里阿尼⋯⋯有如茫茫丛莽，我在其中穿行，若有所得;全凭直觉，如何出入于东、西方之间而又能融合在一起?我选择从线入手，从西方边线与形体的相依到东方借用笔以传神的韵味。”
遗憾的是，苏天赐中断了《黑衣女像》式的探索，紧随而来的文艺整风将他推上风口浪尖，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又耗尽其精力。“文革”时期，苏天赐的很多画作被毁或遗失。《黑衣女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以“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而遭批判。此画被红卫兵抄没，存放在四旧室中度过了10年，幸而被一名有心的学生从垃圾堆中捡拾回来。如今，这件作品已作为苏天赐硕果仅存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入藏中国美术馆。
1958年至“文革”结束，苏天赐在教学、政治运动与下放劳动中度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暂停了创作。在当时年幼的苏为记忆中，1960年前后也成了这个家庭命运的分水岭，“1960年前，就像是伊甸园。我们家每周都会到玄武湖边聚会。后来，父亲就忙着开会、参加思想运动，精神开始紧张起来，姐姐们则下乡插队。”
2006年，苏天赐在生命最后时刻撰文回忆创作历程时，慨叹人生，“我自嘲自己是一壶烧不开的水，它烧烧停停，总在盼望那炉火的再续。”
《女社员黑媛》，1953年
《凤尾竹》
压抑政治气氛下的另一种色彩
尽管苏天赐生在中国政治运动最密集的年代，他的画作却有不同于狂热时代的清新色彩。
“他画中的气氛有一种生命的密度。一种朴质的真实感，不是用文字所能传达的。”哲学家熊秉明认为，苏天赐创作于1953年的《女社员黑媛》，有一种“中国民族和中国乡土所特有的气息”，“是政治的锣鼓之外、市场的喧嚣之外的生命与艺术的另一种声音”。
1950年代以后的将近30年中，“红色绘画”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一股浪潮。主动或被动地，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陆俨少、关良、蒋兆和、程十发等重要艺术家都投入其中。但那个时代卓越的艺术家们依然没有被题材完全限制，他们选择坚持自己的艺术语言。这使得当年的很多“红色绘画”依然洋溢着催人向上的力量。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阶段。
那时，苏天赐也画了很多工农兵像以及反映新社会建设成就的画作。但他也有纠结与苦闷：“胸间塞满了惶惑和苦恼……绘画艺术已经成为点燃我生命的火种，我只能选择适应，切不能放弃。只是，当年那种单纯的快乐已经消失了。”
在苏为眼中，父亲所画的《春风杨柳万千条》是一次将中国画情调、西方写实绘画与时代要求相融合的尝试。画面中的劳动青年多了柔媚，少了激昂，春风杨柳更让画面显得清新。 “当时，美术界也有中国油画向何处去的讨论，父亲将春意、民族风情和时代感融合在一起，但完成后引来很大争议，有人批评是资产阶级情调。”
“他做了各种尝试。要在自己个性和社会允许之间找到一条路，非常不容易。”苏凌说，“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色彩都是有阶级性的，只有土黄、普蓝这样的颜色才是无产阶级的。”
直至1979年，政治氛围宽松，苏天赐常和学生一起去浙江南部写生，他的用笔更为跳跃，构图更为洗练，画面常是水汽氤氲，中国画的写意元素越来越深地进入了他的画面。在苏凌看来：“那段时间是父亲艺术创作最为愉悦的阶段之一。”
在一些熟识苏天赐的学者眼中，林风眠那句“热爱自然，忠于自己”对苏天赐的影响颇深。在苏凌眼中，那时的父亲则是“完全解放了，自由了。他年轻的时候也画过中国画，写过书法，他喜欢其中流露的潇洒味道。”
苏天赐曾在散文中回忆童年的那座山，“当时我每逢遇到什么挫折、情绪低落无可排遣时就爱爬上山顶，坐在塔影里眺望。看那从天边吹来温润的海风把大地涮得鲜亮如洗，看那大块的云影追逐那些在浓绿中闪烁的大小房舍，它们忽现忽隐，直到那迷茫的远方，那里是一片蔚蓝。”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苏天赐将画室迁到南京郊外的汤山。在一座湖边别墅中，他手执画笔，又一次贴近了自幼向往的自然。
《带徒弟》
《春风杨柳万千条》，1960年代
《南京长江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