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而言，好的学术作品，往往是融入了研究者自身生命体验与现实感知的作品。这一点，在钱理群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从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前、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的《1948：天地玄黄》，到通过对自己个人生命史的反思，来探讨知识分子独立性与主体性的《我的精神自传》，再到最近刚刚问世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这本《岁月沧桑》，钱先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初衷，都可以归结为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
从上世纪80年代走上学者之路开始，钱先生就一直想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我”又该如何自救?去哪里寻找精神资源?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绝不仅仅是钱先生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通过阅读上述三部曲作品，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这些问题的些许答案。
从时间和结构顺序上来说，《岁月沧桑》是“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然而这本书却是最晚完成的一部，直到2015年春天才宣告收笔，并且在钱先生看来，本书也是三部曲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他“倾尽心血”之作。“改造”与“坚守”，是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也是构成本书内容的两个中心词。
对于在1949年完成鼎革的新中国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在全社会构建新的统一意识形态、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之路。而这样的思想改造，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从“思”到“信”的转变。在经历了从晚清开始的百年战乱、分裂与动荡之后，新政权非常迫切地希望构建起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国家建设目标反映到思想文化层面，就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而这种信仰单一化、同一化的目标，自然跟许多知识分子提倡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发生了内在的冲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跟这些知识分子之前所秉承的或自由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正基于此，新政权视角下的“改造”，与知识分子个体视角下的“坚守”，一直就成为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程中的主要线索，贯穿始终。
为了最大程度上体现本书论述对象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钱理群先生在书中收入的个案，尽可能地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成长和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
这里面，有作家沈从文，有在延安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诗人郭小川，有“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有农民出身的乡土派作家赵树理……这些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曾在1949年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历次运动当中，被作为代表性批判对象。而那些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内心这种冲突、挣扎与矛盾的所谓改造文本，包括“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检举书”、“大字报”等，就成为钱先生在这本书里的重要征引材料。本书围绕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展开的几乎所有讨论，都是建立在以这些改造文体为主体的坚实史料的基础之上。
在过往一些关于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著当中，往往比较偏重强调这种改造的自上而下性;而在这本《岁月沧桑》里，钱先生则用大量的史料证据表明：思想改造是政权强制性与知识分子自身主动性的结合，过于突出强调任何一面，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举例而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倡导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新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思路，就跟废名对于消费至上、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极度厌恶不谋而合;而梁漱溟尽管在1953年和1974年两次当面顶撞和公开质疑过毛泽东，但当“文革”结束之后，来访者问及“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这样的问题时，他还是给出了“首选毛泽东”的答案。从晚清民国时期的战乱连连、四分五裂，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貌的欣欣向荣，无论秉承什么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都会对新旧时期的巨大转变产生强烈的内心震动。
不只如此，在当时大力鼓吹劳工神圣、劳动光荣的背景之下，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产生将劳动与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而知识者天然有罪的原罪感和民粹主义信念。这种对于新政权和毛泽东本人的钦佩与认同，以及在劳动者面前“自惭形秽”的原罪感，是构成思想改造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身主动性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是出自政权强制和自身主动相结合的“改造”;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在强大的时代压力和思想迷惑面前，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这样的知识分子精神，钱理群先生将其概括为三点：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与机制提出质疑。
而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知识分子精神的典型践行者，应该就是书中提到的梁漱溟和赵树理这两位先生。他们既会真诚歌颂和敬佩新政权取得的建设成就和革命成果，也对新政权做出的与现实和人性不符的种种决策提出质疑和批评。应该看出：无论是上述对于自身思想改造的主动性，还是对于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的坚守，以梁漱溟和赵树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种种困境，都源自一个“真”字。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面临像梁漱溟和赵树理那样“tobe,ornottobe”(生存，还是毁灭)的生死考验，但这些先贤的家国情怀和求真务实的态度，仍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
（作者系金陵读书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