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万多块钱算他的九牛一毛嘞!”围坐的村民打趣道。今年61岁的陕西省吴起县农民李仲帮在一旁乐呵呵地表示认同。
今年，李仲帮领到4000多元退耕还林补助，加上在山地种植山杏、山桃接近6000元的收入，而这1万多元对于家庭年收入已经超过20万的李家来说，已经不算啥了。
但是，吴起县相当多农民还远未达到富裕程度，该县“油主沉浮”的资源型经济，也在经历断崖式下跌，不管是个人还是全县经济，都要寻找转型之路。
搬出山沟沟
李仲帮家祖祖辈辈生活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吴起县因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在此屯兵驻守23年而得名，更因作为中共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而闻名。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由瑞金等地出发，历时一年有余，途径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进入西北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然而，这片充满红色传统的土地却长期饱受贫困之苦。李仲帮原来居住的铁鞭城镇五岔村就是个山区，水、电、路都不通，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0公里。他每次去县城都要走上2个小时，全年收成勉强够全家口粮。李仲帮跟中宣部“重走长征路”记者团回忆在老家时的生活道：“那时候在老家穷得很，啥都没有，一年到头过下来全靠天吃饭，喝的都是沟里挖的水，看病、上学都是问题。家里有三个男娃娃，供娃娃上学，三五块零钱都没有。”
2012年，李家随着异地搬迁扶贫工程搬到了河西台移民搬迁点。现在，三个孩子都读完了书，大儿子在跑长途运输，二儿子在地税所上班，三儿子开起了铲车，铲车是自家靠银行低息贷款买的，家里也在今年还清了贷款，李家的日子苦尽甘来，家庭收入已经达到了20万，远远超过了最低年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1万元的铁鞭城镇村民，成为村子里的致富“新贵”。李仲帮在记者面前不住地重复着：“现在的生活好得很，享受得很。”不时发出几声爽朗的笑声。
李仲帮的邻居、原来南庄畔村的村支书一家早他一年搬进了河西台的新窑洞。唐敏是这家的儿媳妇，在新家里已经住了5年。唐敏和婆婆都是全职家庭主妇，丈夫在附近的石油厂工作。唐敏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搬过来之前，一家住的是三四十年的土窑，现在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丈夫上班也只要十几分钟了。
吴起县铁鞭城镇河西台移民搬迁点李仲帮家的新窑
走出大山并不容易
移民搬迁是吴起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按照当地精准扶贫的补助，移民搬迁户可获得每户2万元，每人1万元的补贴，特困户另外补助1万元。以李仲帮家为例，他家建起了四孔窑洞，大约花费了13万，家里5口人，国家补助了7万，自己家里掏了5、6万。
虽然有政府出台的补贴政策，但从山上搬到山下，这需要自家掏的几万块钱对于山沟沟里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李仲帮家里有3个壮劳力，唐敏的公公是村支书，丈夫在石油公司工作，也可以说是家境殷实。
李仲帮原来住的五岔村约有120户，600多人，现在还有一半的人口住在山上。唐敏所在的南庄畔村也仅有十几户人家搬到了河西台移民搬迁点。
李仲帮告诉记者，留在村里的人大都是年纪大的不爱出来。当然，其中也不乏以土地为生或者拿不出这几万块钱盖新窑的村民。相比李仲帮家已经不在乎土地收入的情况，对于山上不少家庭来说，土地还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不得不受现实情况的制约过着沟里挖出个窝窝吃水，到处坑坑洼洼羊肠小路的生活。
本报记者从当地官员处了解，直到2015年底，吴起3369户，8879人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达到3950元，全部超过2950元的省定贫困县，实现了年末整体脱贫目标。铁鞭城镇白于山区移民搬迁主要分为三种方式：进城、进镇和就地分散。像李仲帮和唐敏家就属于进镇的情况，而一些经济能力更强的人进入到吴起县城，一些老年人和以土地为生的人则留在当地。
而对于精准扶贫来说，让农民搬出交通不便的大山、达到最低收入线才是第一步。如何增加进城、进镇农民的收入，实现偏远山区人口“移得来、稳得住、能致富”以及如何改善留在当地农民的生活条件，是吴起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大考验。
“油主沉浮” 经济断崖式下跌
说到经济发展，不得不提到吴起的石油资源。吴起境内油气资源丰富，已探明石油储量4.5亿吨、天然气1000亿立方米，石油年产量稳定在550万吨左右，是陕北石油产量和资源区块最大县。吴起经济属于“油主沉浮”的资源型经济，石油工业的拉动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石油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地方GDP比重高达80%以上，最高时甚至占到87%。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采石油后，吴起县的经济经历了井喷式的增长，一举从国家贫困县转变成全国百强县。吴起地方财政收入在2014年达到36亿，创史上最高，在百强县排84名。吴起县先富起来的、能够有实力搬迁的农民也大多与石油有关。李仲帮的儿子从事的货运工作与石油有关，唐敏的丈夫亦在石油公司工作，可以说吴起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石油资源，可谓“油兴则民富，油衰则民贫”。
而在2015年、2016年，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吴起的经济也呈现断崖式下跌的态势。2015年全县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8.8亿元，2016年财政收入预计为15亿。
吴起经济发展局局长贾治乾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讲述了吴起经济发展的困境：“吴起的石油困境从去年9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年来，石油公司没有向当地政府缴纳过每个月约1.2亿的石油收益分成。”
产业结构的失衡严重制约着吴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征期间，来吴起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称这里是苏区的“工业中心”。1936年红军西征期间，吴起镇成为红军的重要补给地。手榴弹、炮弹、手枪、激光枪和被服、鞋袜、药品等都贴着“吴起制造”字样。而今天的吴起却是石油一家独大，工业产业薄弱。和延安及其它资源型城市一样，吴起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对于产业结构的转型，贾治乾认为吴起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旅游业，虽然吴起目前旅游业的产值仍不具有统计性意义，但吴起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古城寨堡、剪纸、糜粘画、手工鞋垫、信天游、擀毡调等传统民俗都是吴起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源。二是加工工业，主要是石油方面的装备制造业。三是农产品加工业，吴起的荞麦醋、地毯都很有名，有200万亩沙棘树和大面积山地苹果。
贾治乾同时向记者阐述了吴起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一是道路，二是水资源。加快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引黄工程也是吴起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吴起县的石油钻井平台
“农民专业合作社”助力精准扶贫
在农业方面，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基地+巩固户”的模式，一方面促进农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在精准扶贫，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谷城镇桐寨乡的“桐寨模式”就是其中的典型。桐寨乡成立了小杂粮种植加工、生猪养殖、羊子舍饲、土鸡散养、水产养育、薯类销购六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统一优良品种、统一作物布局、统一田间管理、统一订单收购，提高农产品增加值，促进巩固户增收。各大养殖场、养殖户产出的农家粪肥为种植基地、种植户提供绿色优质肥料；种植户的作物秸秆、加工后的麸料又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形成了绿色健康、循环利用的发展模式。
记者团一行走访了五谷城镇桐寨乡的小杂粮种植基地。在桐寨特色小杂粮种植基地，合作社对种植统一实行进行精细化管理，优先将无劳力的贫困户土地进行流转承包，优先雇佣有劳力的贫困户在合作社务工，注册了“肥土地”牌小杂粮品牌，利用品牌效应将更多的产业利润留存当地，增加农民收入。
五谷城镇桐寨乡村支部书记张延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反映，桐寨村有216户866口，其中70%在家务农，30%外出打工，在家务农的160户全部参与合作社。自从2012年实行合作社化以来，每年农民平均增收2000到3000元。在2015年初，桐乡村有28户精准脱贫户，2015年末已经有16户完全脱贫。合作社通过品牌化路线、专卖店、电子商务等渠道出售产品，每年可卖出7700吨杂粮，营业额约700万元，每年可获得有40到50万的净利润。
吴起县五谷城镇桐寨乡小杂粮合作社里的杂粮加工厂
今年54岁的张延富在小杂粮合作社里做包装工，每天的工资约150元，夫妇二人每一年收入3万到5万元。而在合作社成立之前，他们的年收入是2万元。
张春智是桐寨乡村里的精准扶贫户。今年60岁的他和老伴经营着十二三亩地，种玉米和谷子，儿子在外打工。2015年的时候，张春智家人均收入达到了4000元，从精准扶贫户转为了巩固提高户。今年，他家的收入预计会达到2到3万元。张春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我家一直是村里的贫困户，有了合作社后，我成了合作社的社员，养了十几头猪，今年卖了两头，已经收入4000元，2015年种的谷子每亩年产量400到500斤，今年在合作社里，统一用的新品种，年产量达到1000斤，收入翻番。”
虽然生活好了，老爷子最忧心的是儿子的婚事。张春智28岁的儿子在农村显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按照当地的习俗，家里需要至少要准备30万元，儿子才能娶到媳妇。这些钱对于刚刚脱贫的张春智一家来说着实是不小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