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自然非加缪莫属。
但人们想要系统了解加缪的生平经历，却一直很难找到合适的传记作品。如今，随着三辉图书和漓江出版社合作引进出版美国学者泽拉塔斯基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下称《加缪》)一书，这一问题迎刃而解。这本书算上注释和索引，也还不到200页，如此短小的篇幅，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详细记录加缪的所有生平经历。泽拉塔斯基截取了加缪生命历程当中的四个关键性时刻详细加以记述，分别是：1939年作为记者，报道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的生存状况;1945年为触犯叛国罪的作家巴西拉奇进行免死辩护;1952年作为论战者，跟自己的好友萨特大肆笔战，乃至最终决裂;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当中，面对战争双方的大开杀戒，默不作声，拒绝表态。
泽拉塔斯基用上述这样四个最能体现加缪存在感的重要事件，来展现贯穿其一生的思想冲突与内心困境。这样一种高度存在主义式的戏剧化表现手法，可谓意蕴丰富。
《加缪》的第一部分记录了他青年时期的社会活动，其中以对柏柏尔部族的新闻报道最具代表性。尽管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一个贫困的工人阶级社区，但他在1939年所看到的柏柏尔部族的恶劣生存状况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报道中，加缪这样写道：“当贫困和无望的生命相结合，或者与我在步入成年期间在我们城里那些骇人的贫民窟看到的那种天空相结合时，那种终极的、令人厌恶的不公就达到了顶点……”这种发自生命本能的人道主义情感，使得加缪在道德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之间，更倾向于成为前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对伦理事件或者国家事务的痛苦通常伴随着平静而自信的个人良心”，而道德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则很难获得平静，他所揭露的真相不但令他人感到不安，也同样让他自己不得安宁。
道德主义者的身份定位，使得加缪一方面想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冷静观察;另一方面又使得他无法真正置身于事外。终其一生，他都在这种“局中的局外人”的身份定位当中挣扎。在其代表作《局外人》当中，男主人公默尔索对任何社会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最终却不得不接受社会伦理与正义准则的审判。或许加缪正是通过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来展现自己对于上述身份的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为。无独有偶的是，跟加缪同时代的雷蒙·阿隆，也曾经用“介入的旁观者”这样类似的称谓，来界定自己作为知识人，跟社会事务跟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
然而，只要对法国二次大战之后的社会政治氛围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加缪和阿隆的上述角色定位，完全可谓是知易行难。二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呈现出由苏联和美国瓜分天下的态势。自由主义在战前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大萧条的双重攻击下日益衰落，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跟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之间，法国战后盛行的存在主义思想浪潮跟马克思主义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这几方面原因，法国当时的主流知识界，出现了一种追逐和拥抱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普遍趋势。在这种非此即彼、必须站队的状况之下，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很容易，但要想与其保持距离，做到冷静旁观，却是难上加难。
面对这样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加缪对于独立评判与思考的坚守，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在对待纳粹政权的积极支持者——著名作家巴西拉奇的审判态度上，加缪一开始支持对其判处死刑，而后来则在反复思考之后，公开为其进行免死辩护。
加缪一开始对巴西拉奇死刑的支持，是出于对法国抵抗运动牺牲者和公平正义原则的维护，他认为“太多的光荣被出卖，太多的价值受到羞辱”;而后来转而对其进行辩护，则是因为他意识到“我们不能以一个抽象原则的名义去杀害一个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立场的判断与转换，一直基于其内心的深刻反思而展开，而并不是一味屈从民意、顺应所谓时代浪潮。
在《鼠疫》发表的同一年，加缪在一篇社论里宣称，民主是对谦逊的一种演练。某种程度上来说，《鼠疫》中描绘的那场席卷一切的惨痛病疫，正是折射出加缪对于当时法国社会氛围的担忧与隐喻。
理解了《鼠疫》中的社会政治指向，我们对加缪与萨特这两位曾经的同道好友的彻底决裂，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而无论是所谓的“局中的局外人”，还是阿隆口中的“介入的旁观者”，都应该包含既能自由地发声，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刻沉默的含义。如果说在1952年，加缪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性，选择了成为萨特的论战对象的话，那么到了1956年，面对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当中大开杀戒、血流成海的战争双方，加缪同样是为了坚守自己的独立性，而选择了对于这一事件缄默不言。
加缪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后裔，面对这场战争中的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任何一方，都可以被视作自己的母国，而偏偏任何一方在战争中的行径，都明显有违于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黑脚(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及其后裔的俗称)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之间的彼此仇视与杀戮，让身处两者其中的加缪无所适从，在巨大的仇恨浪潮面前，他对于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也多少显得有气无力。
然而沉默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冷眼旁观。相反，从《局外人》里的默尔索，到《西西弗斯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再到《鼠疫》中的里厄和塔鲁，加缪通过他那些广为流传的作品，一再展现着自己眼中理想的沉默者的形象，那就是虽然经常默不作声，但却总是执着地工作、奉献，与生命相抗争。这些丰富灵动的人物角色，时时刻刻都在诠释着加缪的人生哲学：“在这个世界面前，我不愿撒谎，也不想听到谎言。我想保持我的清醒直到最后一刻，以我全部的嫉妒和恐惧凝视我的死亡。”
是的，加缪就是这样一位不以斗士自居的抗争者，正如他的作品所展现的那样，真正的绝望只会发生在“我们不再明白为何而斗争，或者是否还有必要斗争”的时候。
(作者系金陵读书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