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正月初二上午，一场罕见的鹅毛大雪过后，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从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踏上履新之路。“苟非国难当前，余良心上觉对于党国之责任，义不容辞，则我宁在家穷死饿死，亦不离我所爱之苓妹也。”在日记中，傅秉常这样袒露出发前的纠结。他应该想不到，自己竟是民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被迫停止，加上受苏日关系、中共问题等因素影响，中苏关系逐渐冷却。国民政府趁机支持军阀盛世才在新疆对苏发难，收回新疆主权，两国关系亮起红灯。
当时，蒋介石急需一位得到苏联方面认可、能增进中苏相互信任，同时又能提高中国与盟国关系的高级外交代表驻节莫斯科。时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傅秉常，成了最佳人选。
可是，就在去苏联的半个月前，日记中提到的红颜知己“苓妹”，才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分别时，女方万般不舍，在医院哭到天亮。傅秉常也心如刀割、强忍眼泪。从兰州转机去阿拉木图的间隙，还买了五斤驼毛线托人给她寄回去。
傅秉常做了6年苏联大使，直到1949年10月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几乎每天都写日记，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这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还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包括与妻子、如夫人、几位红颜知己的情感纠葛。“在已经公开的民国历史人物日记中，傅秉常是唯一真实呈现自己情感生活的，所以他的日记可信度很高，也很有历史价值。”学者郁兴为说。
傅秉常生前就留下遗言，去世50年后将日记公之于众。2014年，1943～1945年间的日记率先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今年6月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简体版。整理日记时，有台湾学者一度考虑是否应把里面一些香艳的情节删掉，但被傅秉常的孙女傅锜华否定了。她认为，这恰恰表明，在民国政要身份之外，祖父更是一位性情中人。
密谈促成《四国宣言》签字
1943年除夕那天，蒋介石在黄山行宫紧急召见了两天后就要去苏联的傅秉常，对他如何处理中苏关系做最后一次交代。“现在及战后与苏均应交好及合作，”蒋介石为两国关系定调，“此种方案完全不变，因我国与苏方接壤及各种关系均须如此。只要苏方不与我不好，我当然要与之合作。”
蒋介石还谈了当时中苏都在争夺的新疆，态度坚决而明确，“主权必须收回”。“只在不损失我主权范围内，在经济上可尽量与之合作。至于破坏我法律、有损主权者，则不能有丝毫让步。”会见中，蒋介石告诉傅秉常，只要为了提高使馆标准，接近盟国大国水平，在莫斯科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
表面上看，傅秉常此次苏联之行得到了蒋介石大力支持，但他却在日记中透露，一点都不想接任驻苏大使这个职务。这中间，除了有不舍“苓妹”、牵挂年迈的母亲等私人因素外，还有更多现实考量。
傅秉常与孙科、著名外交家伍廷芳交好，但该派系得罪过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去苏联做大使，工作又得向宋子文直接汇报。何况当时，蒋介石的智囊团又比外交部更能决定外交政策。他与其中一位重要智囊李惟果关系也不太好。在莫斯科推动任何工作，绝大部分要靠和李惟果领导的外交部总务司密切合作。出发前几天的日记中，他就悲观地预感，自己“在莫斯科将一事无成”。
1943年，在二战期间苏联临时首都古比雪夫短暂住了几个月后，傅秉常返回莫斯科。重回大使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被战争扰乱的使馆工作环境，将原先在使馆内居住的家眷搬迁，腾出房间给军事和商务参赞们做办公室。
同时，对使馆内部进行了装修布置，把被遗弃多年的绣花帘帷重新洗干净后挂在接待大厅里。又分别花5000卢布，聘请知名画家画了孙中山画像和蒋介石画像挂在使馆的门厅。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到面貌焕然一新的使馆时，心情很好，“当看到孙中山画像时，他说这幅画像画出了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我们应该真正想办法去执行中苏合作政策”。
傅锜华梳理祖父日记时发现，1943年，大使馆举办了4次聚餐会和两次舞会。1944年，举办了15次宴会和5次舞会。1945年，在二战胜利的喜庆氛围下，更是举办了19次宴会，11次舞会。当时，中国大使馆的宴会、派对、蒙古热锅饭在各国使团中颇有名气，“大家都认为与同盟国建立正常关系并与之和谐相处很重要，这样做才能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傅锜华在《傅秉常日记》序言中说。
也正是因为傅秉常与各同盟国之间积极交好，才促成1943年国民政府在《四国共同宣言》上签字。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最大亮点。
不过，傅秉常在日记中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他透露，美、苏、英三国最初考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划分时，曾将中国排斥在外。得知这一绝密情报后，傅秉常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又频繁与艾登、美国国务卿赫尔以及盟国使馆官员密谈，向他们表明中国的立场。多番努力后，中国终于成为宣言的签字方之一，并由此获得后来所拥有的联合国否决权，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在1943年10月30日这天的日记中，傅秉常高兴地称《四国宣言》“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之文件”，能代表国民政府签字是“一生最大之幸事”。
应付中苏关系最困难
傅秉常与苏联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年，他曾担任过孙中山和伍廷芳的秘书，出席巴黎和会谈判。1920年代，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牵头下，国共知名人士和共产国际组成精英团体，傅秉常也是成员之一。1938年，他还陪同孙科访问莫斯科，成功募集到抗战急需的资金和物资，为台儿庄保卫战提供了重要援助。
抗战后期，两国之间关系出现转折。既要坚持中国的主权立场，又要游走于大国博弈之间，“老朋友”傅秉常在苏联工作得并不容易。他在日记中说，到了苏联才半年，自己的苦闷之情就不可言喻。1944年元旦当天，他还感叹中苏关系至为重要，“而应付亦最困难”。
新疆问题是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关键。1941年，苏联已明确对新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实行控制，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也接受自己是苏联代理人的角色。但德国入侵苏联后，斯大林被迫将在新疆的苏军调回，转派到欧洲战场，盛世才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此后，蒋介石趁机收回新疆，此举显然令苏联方面非常不满。
1944年的日记中，傅秉常多次提到新疆和盛世才，以及自己在苏联的“委屈”，焦虑得夜不能寐，感叹“当中国外交家最辛苦”。
“清末，中国在西部地区的行政控制就比较松散，这种情况到民国初年也没有改变，边疆治理上依然比较粗疏。”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说，当时中国西部地区出现主权争夺的问题，也要结合国际背景来看。英俄大博弈告一段落，在大中亚地区各自划定了势力范围，同时以阿富汗为界，形成双方力量的隔离区，把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分开。于是，很多国外势力为了寻找新的可探寻空间，就到中国西域地区进行各种活动。“傅秉常在苏联表达了蒋介石关于新疆主权的意图，但在当时的中苏关系中，他的自主权不是很大。”
更让人沮丧的是，临行前那番“一事无成”的预感，果然慢慢成为现实。傅秉常无法得到外交部的全力支持，外交部不准他设立新闻专线，他也没法全部收到重庆发来的电文，不得已只好自己出钱，请使馆工作人员将在阿拉木图得到的重庆电文转发过来。
1945年，宋子文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就《中苏协议》条款进行谈判时，直到最后时刻，傅秉常都不知道宋子文到达时间和出席会谈人员的名单，不得不尴尬地去问苏联人。在日记中他生气地抱怨，“又想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傅秉常研究学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左双文说，傅秉常其实是很想推动中苏友好的，因为孙科在后期坚持中苏友好。而且中苏不好对中国是很不利的，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何况抗战时，苏联对中国还是有支持的。国民政府收回新疆之后，苏联就不断在中国西北边疆制造事端。而且国民政府在处置新疆问题时，也是有问题的，没有留余地。”
“傅秉常虽然尽职尽责，但宋子文对他始终有排斥，在中苏重大外交事件上，真正的决策者是蒋经国、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左双文说，而且当时中苏关系的热度大大下降，傅秉常在苏联处境也有很大变化，地位自然也没有蒋廷黼、邵力子等担任苏联大使时那么重要。“舞台不大，限制了他的表演，再努力去做，成就也不会太大。只能做些执行性、辅助性，维持正常外交交往的工作。能争取中国在《四国宣言》签字，已经是一个受命出使的外交官能做的最好境界。”
左双文说，傅秉常的日记中，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尤其是苏联各界对国民政府的评论，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他还有对国内政局的观察、判断，比如听到国共谈判成功就很高兴，中间出现波折又很焦虑，对历史的记录还是比较客观，希望战后国内和平不要打内战。”
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在《傅秉常日记》中，经常出现使馆新闻专员胡济邦的身影，而她其实是中共卧底。“通过这个记录可以看出，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活动非常频繁，她不断用各种方式接近傅秉常，傅秉常对她的工作能力也比较肯定和欣赏，很多外交活动都带她参与。当时国民政府在苏联的活动，共产党非常了解。”
唯一写真实情感的政要
1896年，傅秉常出生于广东省佛山镇一个富裕的大家族，但祖父在几次遭遇绑票后，开始家道中落。他10岁到香港上学，20岁时毕业于香港大学工科。
傅秉常一生情感经历非常丰富，妻子何燕芳是著名港绅何启的女儿。傅锜华说，这段婚姻让祖父“人脉因而广增”。但婚后两人感情日渐疏远，去苏联做大使前夕还发生过争吵，在当天的日记中，傅秉常反思年轻时选妻“只以貌，而不计教育及道德，不听朋友之劝告”，以致“终身受苦”。母亲去世后的日记中，傅秉常又透露，夫妻俩之所以没离婚，是为了避免母亲伤心。
何燕芳之外，他还有一位如夫人宋琼芳。此外，他日记中提及的，抗战时在重庆，还有两位“红颜知己”。其中一位“苓妹”江芳苓，显然让人到中年的傅秉常重新感到爱情的甜蜜。1943年元旦期间的英文日记中，想着自己即将去苏联，他说：“但愿我从未曾认识她，她也并不这样爱我，这样我心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她真的是一个天使。”
遗憾的是，到苏联后不久，江芳苓就写信说要与他脱离关系，傅秉常竭力挽留，并给她们母女三人增加生活费。出任大使每月收入550美元中，给江芳苓200美元，给在桂林避难的何燕芳等人100美元。后来，江芳苓又以女儿身体不好等为由写信要钱，傅秉常怀疑她是“受人教唆”，“苓妹判断力极弱，受此影响，我俩恐将来未必有良好之结果”。50年代时，傅秉常在台湾做过口述自传，里面除了谈到何燕芳，果然没有提江芳苓等其他女性。
有趣的是，傅秉常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若干遇见漂亮或性感女子时自己的心理活动，甚至梦境描写，“渠含笑顾余，若不胜情者……醒后思之不已”，尺度之大令人咂舌。历史学者郁兴为说，民国政治人物中，有类似情感经历都是很正常的，也很符合人性，傅秉常在日记中并不遮掩。“相反是后人把两性之间的话题说得太神秘了，很难在公开出版的日记中，再看到类似真实和自然的流露。这部分没有被删除，也要感谢他有一个在英国长大的孙女。其实精英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
左双文也说，民国要人的日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详细记录了自己参与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比如《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另一些人，即便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但在日记中一概避而不谈，比如《阎锡山日记》《颜惠庆日记》，包括胡适的部分日记。“《傅秉常日记》属于前者，史料价值比较高。而且与《蒋介石日记》不同的是，他因为地位相对更低，不是有意借日记塑造自己的某种形象，日记可信度也比较高。”左双文说，他是唯一在日记中真实呈现自己情感生活的民国要人，“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
除了日记，傅秉常还热爱摄影，一共拍摄过2500多张照片，镜头中的人物包括蒋介石、宋美龄、胡汉民、汪精卫、何香凝、宋子文、孙科、蓝妮、于右任、吴稚晖、伍廷芳、蒋经国等。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的一组民国女性泳装照，就出自傅秉常之手，被网友评为“艳而不俗”。“他很热爱生活，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左双文说。
1949年春天，辞卸大使的几周前，傅秉常预测到蒋介石政权时日不多，提前将包括日记、照片等在内的一箱个人物品，寄到退休后住在巴黎郊区的一位公使处保管。3月10日这天，是他呈递国书正式成为驻苏大使的第六个纪念日，他写下在苏联的最后一篇日记：“忙于捡拾行李，准备去职，往事真不堪回首记也。又接培儿函，广州小屋已落成，但恐余现已有家归未得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