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兴旺是基石

第一财经APP2017-12-13 22:14:11

作者:邵海鹏    责编:任绍敏举报

“橙子卖得好,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老百姓。”重庆市开州区的果农唐华章这样感慨道。

素有“打工第一县”之称的开州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早年间,唐华章夫妻二人跟随这一潮流,选择外出务工,由老人在家照顾小孩。就这样忍受着跟孩子分离的苦楚,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收入差不多5万元。如今,返乡种植橙子的他们不但可以自己照顾小孩,年收入还可以净挣10万元。

有赖当地特色产业的振兴,才有了唐华章们的收入翻番,而这也正是当前中央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产业兴旺”位列这一战略总要求的首位。从发展逻辑来看,只有发展好产业,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解决收入问题,才有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可能。

12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势头良好,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产业兴旺不是最终目的,在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看来,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乡村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必然趋势。当乡村的价值越来越被整个社会所认识到时,多重力量共同推动了时下中国乡村文明复兴的春天到来。但要记住,“不是我们去拯救乡村,而是乡村来拯救我们”。

立足当地发展特色产业

开州区是全国闻名的劳务输出大县,常年有60%以上的青壮年在外打工。而有着上千年橙子种植历史的开州区,却因为果园基础弱、规模小、产量低,规模效益差,对外地客商缺乏吸引力,使得果农陷入丰产不丰收的尴尬。

天溢(森美)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天溢森美”)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辛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受限于种橙技术及规模,当地果农种出来的橙子在市场上并没有优势,因此卖不上价格,果贱伤农,导致很多果农只好荒废果园,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于是大山里就有了很多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为改变这一局面,2003年,开州区提出用科技打造“中国锦橙第一县”的战略目标,2009年,专注于橙汁生产的天溢森美经当地招商引资入驻。辛克称,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天溢森美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改良了锦橙品种,选择走晚熟橙子的发展之路,做到不与“两湖”抢早熟,不同赣南争中熟。

在种植方式上,该公司派出大批技术员下到一线,帮助果农解决种植中碰到的问题,指导果农科学种橙。同时制定统一的品质标准,签订收购合作协议,让果农无后顾之忧安心种橙,极大提升了果农的积极性。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果农“不会种、种不好,不会卖、卖不掉”等一系列难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踏上返乡种橙之路。

由此看来,在整个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为农民承担了市场风险的龙头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解读称,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现在,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要采取超常规振兴措施,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制度设计、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

所谓的“超常规振兴措施”,在辛克看来,就是要尊重市场规律,立足当地特点发展特色产业。借助资源、环境和政策优势,天溢森美带动了开州区锦橙产业的振兴,一方面防止水土流失,保护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最终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此前,在中日韩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活动中,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乡村事业部总经理王建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阿里正在做的农村淘宝战略可以有效实现“消费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以实现农村的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前者通过将近3万个村点的村小二和菜鸟物流体系可以解决“农村消费者所购买的服务性价比不高并且不能保证品质,制造商产品下行需要巨大成本”等难题。后者通过跟农户合作做好品控,完善农村物流体系,发展“一县一品”、“一村一品”,帮助农民打开优质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市场。

让村民有尊严地活着

乡村要振兴,除了产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乡村环境的改善和本身人文精神的复兴。由昔时穷乡僻壤中的小山村,向“长三角的普罗旺斯”转变,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就是这样的乡村。

何斯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允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早年从落后乡村走出,在外经商,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2008年返乡。感慨于改革开放多年而家乡老百姓变化太小,他觉得有义务回来服务家乡,最重要的是要先富帮助后富,将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在过去,跟其他贫困落后的小山村一样,何斯路村的村庄凌乱无规划,村内破旧矮小的石屋分布杂乱,道路坑坑洼洼、崎岖难行,“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交通非常不方便,信息也非常闭塞。而且村内的环境很不好,原本用于洗衣洗菜的水塘也成为村里的一处天然垃圾场,臭气弥漫。同时,为了谋求生计,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选择外出务工,村里有很多的留守老人和小孩,生活上无人照顾,精神上孤单寂寞。

面对这样的局面,凭借经商练就的敏锐头脑,何允辉看到了何斯路村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积淀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他认为,中国乡村的未来是需要团队用心经营的,而且要还权于民,尊重他们的财产权益,最好是通过股份的形式让每个农民都能够参与到发展中来。

打造薰衣草庄园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2009年,何斯路村致力于打造国内第二处、长三角地区首个薰衣草组织培养基地。在不断扩大薰衣草种植面积的同时,还进行产业链的拓展与延伸,对薰衣草进行深加工。随着几年来的不断尝试与发展,薰衣草庄园给村民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明显,村民在村里即可上班,并且收入可观。

为了惠及全体村民,何允辉又发动村民于2011年组建了草根休闲农业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占股25%,村民和工商资本认购占股75%。同时,何允辉请来专家对村内的生态资源进行专项评估测价,将其折算成相应股份,每个村民可享受“不花一分钱、免费享有2000股”的权益,让村民以原始股方式入股合作社,实现了全民入股。

何允辉对第一财经称,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将村集体和村民手中的水域、林园、土地、古林木、古民居等生态资源有效盘活,挖掘和提升了经济价值,年终还可按实际收益进行分红,形成“一草一木皆股份、男女老幼皆股东”的格局。

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经过村两委的充分商讨,何斯路村决定开发文化产业。通过举办何氏家酿曲酒节,让当地有着700多年酿酒历史的酒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此举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仅使更多村民重拾何氏酒文化传统,还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来源。

旅游业的发展让何斯路村吸引了大批的城里人来消费、创业,甚至长期居住,村民们因此收入持续上涨。近十年来,全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2008年的4587元增长到2016年的36060元,集体资产也从负债30多万元增长到如今的1亿多元。

集体资产的壮大,让村集体也有能力统筹村民的大额医疗和养老保险,村里50岁以上的女性每个月都能拿到1685元养老金,60岁以上男性都能拿到近1800元养老金,70岁以后每月提高到2245元。而且,何斯路村的村民到银行办贷款,只要拿出该村的身份证来,人均借贷60万元不用担保。

何允辉称,收入方面的增长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保障系统,让当地的老百姓有了文化自信,就可以有尊严地活着,他们觉得当个农民、生活在乡村不比在城市里面差。乡村环境的改善,旅游产业的发展,就业创业的机会增加,吸引了全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回村来工作。表面上看,收入比不上城里,但乡村生活成本低,每年的结余并不比城里差。

“过去卖橙子要求着别人,现在却是别人主动来买”,开州区的锦橙解决了销路问题,农民的积极性相应提高,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尊严和自豪。辛克对第一财经说,龙头企业的进入,在解放农民思想的同时,还提高了农民的认知水平。

乡村文明的复兴

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村民收入的增加,但是乡村发展的精髓在于乡村文明的复兴。因此,何斯路村在建设的过程中以墙体文化、“功德银行”以及“百万育才计划”为载体,形成了自己的乡村文化氛围。

比如,将山水生态文化、人居文化、特色酒文化、农耕文化以及何斯路千年“和”文化等村落特色文化,以漫画、书法、水墨画等形式在村舍的白色墙体上形象地展现出来,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打造出何斯路村的“墙体文化长廊”。

所谓“功德银行”指的是,村两委鼓励村民们讲功德,比如帮助困难户、义务清理垃圾、义务参加集体劳动、捐赠物资等,不拘功德大小,都逐一记录在册,存入“银行”。何允辉认为,何斯路村的“功德银行”不同于其他一些地方的“时间银行”,因为它并不主张助人者支取他人的帮助,而是旨在通过倡导奉献爱心,在全村形成互助和奉献的意识。同时,促进村里面形成文明、互助、礼让、共享的新风尚。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的素质教育不仅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也决定着何斯路村未来的发展。为此,从2009年起,由何允辉发起,何斯路村启动了“2009~2019年百万育才计划”,每年举办为期15天的青少年暑期夏令营活动,以增加孩子们的见识开拓视野。

谈及何斯路村的乡村振兴试验,张孝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方面有精英的示范带动,这在村落发展中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是立足乡土特色,全方位整合资源,推行农村股份制新模式,充分盘活了村集体以及村民手中的资源,形成村庄发展的内生力量,同时借助市场外力,不排斥城市;还有一方面是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因为单纯的产业是不可持续的。

他认为,过去单极的城市化思维,导致了乡村的凋零萧条。这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再加上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城市人的精神文化缺失,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乡村,其价值也越来越被整个社会所认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初见端倪的回乡运动。但从最终结果来看,“不是我们去拯救乡村,更多的是乡村来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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