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差不多要忘记刀郎这个名字时，他回来了。5月21日的北京五棵松体育馆、5月28日的上海大舞台，以及随之而来的天津、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巡演，刀郎将以紧锣密鼓的步伐唤醒人们的记忆。
七年前，《2002年的第一场雪》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全国走红，成为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人们或追捧，或排斥，或反感，或探寻，刨根问底地把刀郎挖掘出来剖析，最终将他置于盛名下的危险境地。之后，他刻意回避采访，就像从未出现之前那样，回归自己的生活，转向幕后。
“当初大家听我的歌，是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有一种跟风心态。现在时间慢慢沉淀下来，我相信留下的歌迷是真正喜欢我音乐的。”多年不见的刀郎，微有些发福，仍戴着鸭舌帽，笑容澄净，嗓音低沉。他说，现在复出，是希望为真正的歌迷演唱，带着他们回到自己最初创作音乐时的心境，回到音乐本身。
从去年开始，刀郎就在准备这次巡演，“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真实的刀郎。”曾经有“演出恐惧症”的他，谈演出而紧张色变，花了不止一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从逃避到直视，从如履薄冰到来去自如，这是他出道十年来学会的坦然与松弛。
反感自己
刀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华语乐坛难以颠覆的神话——《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销量达270万张，已发行唱片累计619万张，各种非正规渠道发行2000万张。这些数字所呈现的局面，便是人们耳边挥之不去的魔咒，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音像店的大喇叭没日没夜地播放这首歌，既成就了刀郎，也毁了他。
刀郎能体会很多人当时反感这首歌的心情，“当一首歌你从早上起来就听，一直听到晚上，确实难受。”每日在大街小巷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开始害怕，继而反感。在面对媒体时，这种“怕”尤其深刻。“有一次去香港做通告，早上10点进一幢楼，楼里全是各家媒体，一家家跑，做访问，说的全是一样的话，一直做到晚上8点。第二天早上8点又要起来接着采访。”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香港，刀郎的失落感很强，“新疆是一个很悠闲很舒适的地方，突然转到媒体的焦点中来，心里的落差特别大。我是一个创作者，需要放松安静的环境。如果成名必须面对这样的生活，我宁可退出。”
他避免接受采访，但仍是媒体评论的焦点。某次在深圳演出完，第二天回程飞机上，报纸通篇都在指责刀郎“借名气做拼盘演唱会，曲目缩水”。其实，那次是演出商以“刀郎演唱会”为旗号做了一场拼盘演出，他却不知情。当赞誉、批评、质疑、嘲讽蜂拥而来时，他逃去甘肃定西散心，想让自己静一静。到了当地，又瞥见报刊亭的杂志上一行大字“冷眼看刀郎”。
过度的开发、关注与解剖，令刀郎疲于应对，“斗不过，只有选择逃避。”他说，直到2007年，自己才想明白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才逐渐放下自我，以来去自如的心态面对周遭。
回归新疆
离开公众视线的这些年，刀郎始终住在乌鲁木齐边上的一个小城。“这几年，除了偶尔的巡演，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疆和南疆行走。”
“刀郎”在维语里意为聚集、集中、群体。这个外来的、经历跌宕的四川人，不但在新疆的土壤中找到音乐灵感，也把自己视为刀郎人，追根溯源回归群体。
早在1999年，刀郎就认识了一位音乐家，在新疆生活了40多年，会说一口当地俚语。“他改变了我对音乐创作的观念，让我发现，真正好的音乐就在我身边。”从那时起，刀郎开始关注并搜集新疆民间音乐。
2005年隐退乐坛后，他将大量时间用于新疆民歌的搜集。“我找到一些老艺人，听他唱，听他讲以前的故事，看他周围的生活，看他怎么对待家人和孩子，怎么看待这个社会——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歌唱的源头。”
新疆阿瓦提县是刀郎艺人最集中的地方，他常去探访，并沿着叶尔羌河流域寻访刀郎文化的发源。行走在这条绿洲文化链上，他才真正明白刀郎人追寻自由、享受音乐的心态，“绿洲文化的形成很独特，一边是崇山峻岭，一边是戈壁荒漠。从绿洲一出来就要穿越死亡之海。维族人认为一边是生命，一边是死亡，他们就不乐生，不悲死，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歌唱。你会感悟到，民族音乐原来是这样的。”
“我想通过自己的体验，把我看到的感悟到的，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出来。”刀郎希望做一个文化沟通者，也始终为这一身份而努力。他用维族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来谱写情歌，用维吾尔族拉弦乐器艾捷克为《新阿瓦尔古丽》伴奏忧伤旋律。
这几年，他的名字虽远离人们视线，却始终在幕后从事音乐创作。从2005年认识四川羌族女孩云朵后，他投入大量精力培养这位声音极有穿透力的歌手，为她制作专辑。但他也承认，今天的乐坛跟十年前他出道时的环境截然不同，“今天的唱片产业已经坍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流行音乐肯定要面临转型。我在做《云朵》这张唱片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给别人钱，人家也不会盗版了。实体唱片的消费成本太大，已经被MP3网络下载所取代。”
在唱片业日暮途穷的今日，刀郎的复出是必然。毕竟，当一位歌手无法依靠版税生活时，演唱会仍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