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最爱》里，男女主角的形象不够丑化。”
《最爱》是中国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吗？是暴露人性的《蝇王》吗？答案都不是。《最爱》述说着乱世的伦理观、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欲望的膨胀、人对丧失了的尊严的维护。顾长卫原本应该就想拍一部寓言式的电影，他在改编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时，一定不想放弃靠组织乡亲卖血发家的大儿子，他是从变迁剧烈的城市来的。村民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最后被圈在学校里，像一个被抽离了现实逼真性的荒诞世界。
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和压抑的世界脱离得很远的爱情故事，商琴琴和赵得意从偷情到领结婚证，放出了华彩的乐章。说它是量身定做也好，说是蒙混商业票房也好，顾长卫骨子里的浪漫一面终于在死亡的焦灼状态中，挖出一颗不可含在嘴里的果子。
《最爱》原本是可以反映社会现状的巨作，但从150分钟删减到100分钟之后，出现了叙事的凌乱和寓意的悖论。商琴琴和赵得意这对某种意义上的狗男女，反而成了影片里过度的亮色。这令人联想到《芙蓉镇》，《芙蓉镇》里的扫地场景是尊严的浪漫主义一笔，对应的是疯子在街上嚷嚷“运动了”的讽刺。《芙蓉镇》的力量来自一段没有畏避的历史，而《最爱》虚化了它的背景，这场艾滋病的蔓延是象征性的，它的隐喻可以无限放大。它像一出末世情结的荒诞剧，一个被爱情的光明色彩保护的“动物庄园”。郭富城在铁轨上奔跑、蒋雯丽骑在猪身上在街头乱窜的场景，一如《孔雀》里的姐姐骑着自行车拉着降落伞在闹市里穿梭，一如姜文《让子弹飞》里的那列火车——它们都是理想主义时代的影子，有着帕索里尼式的纵乐精神。
说实话，在《最爱》里，男女主角的形象不够丑化。其他人都像末世另一边的，黑暗、压抑、迟钝，等待着死亡，而商琴琴和赵得意宛如被拯救的一边，他们的性饥渴是一种反抗，而且是那个村里面唯一离经叛道的，整个色彩也是鲜红的和纯白的，他们独立了出去，成了整个没有希望的故事里的乌托邦。
这样的故事是不能不丑化的，所以大牌明星有时候就是一个麻烦，不是谁都能学蒋雯丽的。我非常尊重顾长卫的勇气，他的反叙事流畅，如果不是刻意为之，至少也是迫不得已。其实，大众是不能接受戈尔丁的，也不会接受残酷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当电影成为娱乐的超级工具，顾导在竭力消除这对矛盾，是毋庸置疑的。
《最爱》这部电影的本质内涵，是高于普通大众的智商的，这其实是无法违背的矛盾体，人们要欣赏一场被放在真空里的爱情，即使粉饰现实也在所不惜。
如果它真的叫《魔术时代》呢？就像欲望的游戏，泛滥的物质需求，它毕竟是一种讽刺。而《最爱》是更确定的，我们都只能在模棱两可的语义中求得生存。《最爱》真的成了混世魔王横行的时代中，一群可有可无的弱势人群。
有人说，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都是土豆。电影沿袭了小说的视角，从一个逝去的小孩的角度看世界，电影荒诞的意味在那样的叙述中，更有震撼力。在这个时代，电影如果是一种态度，已经非常令人肃然起敬，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苛刻顾长卫无法首尾兼顾的遗憾。
只是大家都无法接受在人性压抑与冷漠中，两个主人公的那种飘然感。“人一张狂，喜马拉雅也要趴下来”，所有对现实的隐喻都已在原作中分得清清楚楚。顾长卫是少数几位试图对于这个变动巨大的时代，保持独立意识的导演之一。人一旦剥离一个荒诞派的寓言，难免克制不住，难免想给人一种希望。我们都要生存下去，当赵得意最后断臂“殉情”时，现实的残酷性其实是被间接蒙蔽的。
《最爱》不是一个纯爱情故事，但关于爱情的放大，使本来非常黑暗而又绝对克制的电影基调，变得不太统一。如果我们对顾长卫在技术上的不得已无限地计较，而忽视他的勇气，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猥琐的事情。
《最爱》让我想到了很多生存与尊严上的问题，它一如左小祖咒精彩而冷静的配乐，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无奈，我们的自私。电影在这里，早已是有缺陷的艺术，就像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真的是混血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