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创下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其中43人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六成。
当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2.2亿，高技能人才超7200万，但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缺口仍逾千万。技能红利的核心，正是将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实验室可以发明算法，但技术落地需要懂设备、懂工艺、能处理异常的技能人才。本期嘉宾认为，在当前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为驱动产业发展的双轮，缺一不可。倡导技能型社会建设，以制度突破来支持“技能照亮前程”的目标，让“技有所成”之人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如何将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推进创新？技能投入如何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以技致富”的社会流动通道目前畅通吗？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技能人才形成体系？技能动能的释放，需要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天津市产业工人研究中心主任王星。
除了科技研发 生产制造环节的革新也至关重要
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双轮驱动 缺一不可
第一财经：王教授，您好。您多次强调“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要结合起来，才能推进有效创新”。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两种精神在创新价值链中分别承担什么功能？
王星：工匠精神的倡导是在生产和工艺环节，也就是说理解创新的话，除了需要看到有大量的科学家精神的投入，除了有大量的科学研发，我们同时还要看到有生产制造环节的革新和它对整个创新的重要价值。
工匠精神的养成，实际上是属于技能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通过工匠精神的养成，工匠精神的推动以及工匠们的生产实践，可以把科技系统化的研发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转化为物理世界的产品。
产品投入到市场使用以后，反馈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所谓的校验，所谓的进一步验证，都会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科技研发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循环的链条。这就意味着推动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既要有科学精神，也要有工匠精神。这两者我把它称为叫双轮驱动，缺一者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在某个环节会被卡脖子。
技能投资要平衡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
结合地方优势产业和资源进行技能投资
第一财经：技能形成政策“既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技能培训的公共投入如何测算其经济回报？如何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
王星：从全球来看，技能投资的成本从来都不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人的私事，它一定是一个国家整体性的教育安排。所以国家教育的投资，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分担了企业需要技能人才培训以及个体技能形成的成本。技能形成的政策，它既是经济的政策，也是社会的政策。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青年投资实际上是人类资本投资的一部分。
我觉得中间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技能投资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注重投资的多样性或者是多元性，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充分尊重和发挥劳动力市场激发机制的作用，重要的一点就是技能的形成最终是要劳动者自身的这种内生学习的动力，这是技能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三个原则我觉得就是要和地方社会，尤其是地方的这种产业传统、优势的产业、还有地方的资源，地方的特色要结合起来。
技能得到市场认可 劳动回报逐年上升
技能在获得社会地位和城市融入方面需要更多突破
很多家庭更倾向于投资文凭而非技能
第一财经：“以技致富”的社会流动通道目前畅通吗？
王星：从我们目前的调研数据支撑来看，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根据你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这些年在逐年上升，也就是说技能越稀缺，它的劳动力的价格越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技能的价值已经得到市场承认了，大部分技高者的劳动收入是会比较高的。
第二个要理解的层面，就是我们会看到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学技能。技高者能否成就他精彩的人生，在城市或者是在乡村里，你靠你的技能成本，能否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在社会权力层面是否是平等的？
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会导致很多个体或者是家庭更愿意投资文凭，而不一定是去投资技能。因为技能在你的城市、社会权力的获得，城市的融入方面，还是有很多制度或者是政策的空间需要突破。
企业宁愿挖人不愿自己内部培养
需要国家和行业治理恶性竞争
第一财经：技能投资的外部性怎么把它内部化？
王星：每一个企业投资培养自己的人才，是有很大成本的。大部分企业的理性选择都是从劳动力市场上去挖人，但是现实是这样，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到劳动力市场上挖人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悖论：导致稀缺技能的市场短缺。
那么谁来生产，谁来供给那些稀缺的技能？我培训的人被其他企业挖走了，怎么办？这是成本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挖人的外部性从国际上来看，它通常会有国家治理、行业治理几个手段。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要推动中国企业对技能的形成加大它的投资，一定要对挖人的外部性予以重视，要对恶性竞争进行有效的一种治理。
在技术革新过程中 不能泛泛讨论技能替代
技能更新在所难免 个人需保持终身学习能力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应支持劳动者技能更新
第一财经：普通工人看着“机器换人”的新闻很焦虑，觉得技能迟早被替代。但您提过一个反直觉的判断——技术越进步，对技能要求反而越高。普通人到底该学什么才不会被淘汰？
王星：面对人工智能，要有两手准备：一个我们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技能的形成体系，第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预防大量的社会风险的出现。
在技术革新的过程之中，我不建议泛泛讨论所谓的技能替代、去技能化或者是技能创造。这种讨论当然有价值，我觉得更多是宏观的学术上、学理上的一些价值。第二个实际上在所有的技术更新的过程之中，都会有一些技能被淘汰，从原理上来看，这是不变的一个原理，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
对于个人来讲，可能我们真的要保持一种终身学习的能力，要不断去提高或者是更新我们的技能。更关键的是，国家在这个层面要做很多的政策或者是制度的安排，去保护劳动者有精力、有时间、有空间去进行技能的更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让每一个劳动者更好地享受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红利。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让技术惠及到技能进步，使技能进步真正赋能于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
从低技能迈向高技能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技能形成体系是关键
作为“魔方国家” 可通过激发地方技能活力推动产业升级
第一财经：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低成本转向高技能。与德国、日本等技能强国相比，中国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短板在哪里？我们在技能领域的“进口替代”最迫切需要突破什么？
王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中国如何建立起适合中国的技能形成体系，这是很关键的。实际上你放眼全球，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了适合本国的技能形成体系的模式，这些模式无所谓什么好和坏，但是它一定是适合本国特点的。
有的学者把中国称为“魔方国家”，它是多面性的。我个人会觉得很难统一建立起一个非常一致的技能形成体系，需要发挥地方的区域性的技能形成体系，通过不同地方活力的激发，来培养适合地方产业结构特点的高技能人才，从而推动我们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从科研成果到现实生产力 技术工人的连接不可或缺
大力倡导技能型社会建设 从注重文凭转向崇尚技能
平衡科技研发与技能创新的资源配置
第一财经：产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上升与工人技能提升之间存在强关联。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期，技能人才队伍的提质扩容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个动能的释放，需要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
王星：实际上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我们一直会面临着技能失灵这样的情况。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新的技术应用和增长的过程之中，技能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无论是看历史还是看当下的发展，都没有颠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就是说技能依然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引擎。
这个作用我觉得体现在两个维度上：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技术进步的这种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维度，我们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在所谓的技术世界和我们生产的现实物理世界做一个连接。通过这样的连接，把我们技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所谓的数字技术多么快的发展，我们甚至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工匠时代，新的注重技术工人的时代，这是第一个体现。
第二个体现就是技能之所以重要，它体现在技术和产业的迭代创新的维度。所有科研成果的创新都需要经过生产实践的工艺过程进行检验，进行反馈，在我们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依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提供坚实的技能支撑。
从宏观政策上来讲，我觉得需要重点做几点。第一个我们要大力倡导技能型社会的建设，从过去注重文凭，注重证书的社会氛围，推向注重技能，崇尚解决问题能力的这样的社会，我们把它称为叫技能型社会的建设。
第二个我觉得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的技能形成体系，除了国家层面的技能形成体系的顶层设计，每个地方也要结合自己的产业结构特点和地方社会的特征，来建立区域性的技能形成体系。
第三个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我们要均衡好科技研发的资源配置和技能创新的资源的配置，更好地来发挥技能人才队伍在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过程之中的技能支撑作用。
